1931年秋，兴南教育部的公告栏前挤满了人——《小学教育普及计划》正式发布，核心目标直指“三年内实现6-12岁儿童入学率达80%”。这个目标在当时看来近乎“天方夜谭”，毕竟1931年兴南的小学入学率仅15%，很多村寨甚至连一所像样的学校都没有。
为实现这个目标，政府推出“三大举措”，每一项都精准击中“上学难”的症结。
建校提速是第一步。兴南教育部联合地方政府，在移民安置区、本土村寨掀起了“建校热潮”。1931-1933年的两年间，累计建成小学1200所，平均每20个村庄就有1所小学。这些学校虽多为砖木结构，墙面是黄泥糊的，桌椅是木板钉的，但窗明几净，门口挂着“兴南国立小学”的木牌，成了每个村寨最亮眼的建筑。每所学校设4-6个班级，配备2-4名教师，确保孩子“就近能上学”。
曼城第三国立小学就是其中之一。1932年开学那天，移民子弟王小根背着母亲缝的布书包，攥着父亲王树根给的半块玉米饼，站在学校门口迟迟不敢进去。“以前在老家，只有地主家的孩子才能上学，我从来没想过自己也能进学堂。”王小根后来回忆，是校长李老师拉着他的手，把他领进了教室。教室里坐着40个孩子，有移民子女，也有缅族、掸族的孩子，大家虽然语言不通，却都睁着好奇的眼睛，盯着黑板上的“人、口、手”三个字。
免费政策则彻底打消了贫困家庭的顾虑。政府推出“三免一补”政策：免学费、免课本费、免文具费，每月还为每个学生补贴3公斤大米。这3公斤大米，对很多贫困家庭来说，相当于多了一份口粮。王小根的家庭就是受益者——王树根在钢铁厂当工人，月薪只有8兴南元，要养活一家五口，原本根本没钱送孩子上学。“多亏了大米补贴，不仅孩子能上学，家里还能省点粮食。”王树根说，从那以后，他每天下班第一件事，就是问王小根“今天学了什么字”。
为了让政策落地，政府还组织“劝学队”，挨家挨户动员家长送孩子上学。在掸族村寨，劝学队员用当地方言说：“送孩子上学，学了字能记账，学了算术能算账，将来还能当技工、当医生，比种地有出息！”很多家长被说动，纷纷把孩子送进了学校。
师资应急则解决了“有学没人教”的难题。当时兴南的专业教师严重短缺，教育部想出了“两条腿走路”的办法：一方面从移民中选拔识字者担任“临时教师”——这些人多为前清秀才、私塾先生，虽然不懂现代教育方法，但识字多、有耐心；另一方面从中国、新加坡招募500名华文教师，短期培训后上岗。1932年，教育部还制定了《小学教师培训手册》，要求教师必须掌握“基础算术、华文读写、兴南历史”三大教学内容，确保教学质量。
李老师就是从湖南来的华文教师，他放弃了在新加坡的高薪工作，来到兴南教书。“我来的时候，很多孩子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我就从最简单的‘一二三’教起，从他们的名字教起。”李老师说，为了让孩子感兴趣，他还编了很多儿歌，比如“一二三四五，上学不迟到；五六七八九，读书要用心”。每天上课前，教室里都会响起孩子们清脆的歌声，回荡在村寨的上空。
1933年，小学教育迎来突破性进展：全国小学在校生达45万人，入学率从15%飙升至75%；自编教材《兴南童蒙读本》发行量突破100万册，这本书以“识字、算术、爱国启蒙”为核心，开篇就是“兴南是我家，读书为兴家”，扉页上印着楚阳总统的题字——“教育兴，则兴南兴”。
在王小根的班级里，40个孩子已经能熟练背诵《童蒙读本》的前20课，能写出自己的名字，还能进行简单的加减法运算。“我现在能帮爹记账了！”王小根骄傲地说，他把家里的收支情况用歪歪扭扭的字写在纸上，虽然笔画稚嫩，却让王树根热泪盈眶——这是他们家第一代“读书人”。
1932年，当小学教育逐步走上正轨时，楚阳又把目光投向了另一群人——15-45岁的青壮年。当时兴南的成人识字率仅15%，很多工人不会看操作手册，农民不会记账，甚至连领工资都要按手印。“成年人是兴南当下的建设者，他们不认字，工业就没法发展，民生就没法改善。”楚阳在扫盲工作会议上说，“必须启动成人扫盲计划，五年内让青壮年识字率提升至50%。”
随后，“成人扫盲计划”全面铺开，最大的特点就是“灵活多样”，贴合不同人群的生活、工作节奏。
夜校扫盲是最普遍的方式。政府在工厂、村寨、集市设立“扫盲夜校”，每晚7-9点上课，工人、农民下班后就能直奔夜校，不耽误挣钱和农活。夜校的教材《兴南扫盲读本》经过精心设计，简化了汉字笔画，选取的都是生活、工作中最常用的字，比如“我、你、他”“上班、下班”“种地、打粮”“工资、账本”，确保学员“学了就能用”。
楚氏机械厂的工人张强，就是夜校的常客。他今年30岁，在工厂里操作机床，却因为不认字，每次换零件都要靠师傅口头指导，稍微复杂的操作就会出错。“有一次，我把‘左旋螺丝’看成了‘右旋螺丝’，差点把机床搞坏，被师傅骂了一顿。”张强说，从那以后，他就报名参加了夜校。每天下班后，他匆匆吃几口饭，就拿着《扫盲读本》去夜校，从“一、二、三”开始学起。半年后，他不仅能看懂操作手册，还能给老家的妻子写信，信里写着“我在工厂很好，每月能挣10兴南元，等攒够了钱就接你过来”。
工厂扫盲则把课堂搬进了车间。在曼城钢铁厂、楚氏机械厂等大型工厂，实行“工读结合”制度——每天上班前1小时，工人集中在车间的空地上识字，由工厂的技术员兼任教师，教的字都和生产息息相关，比如“机床、零件、安全、质量”“车床、铣床、钻床”。技术员还会结合实际操作教学，比如指着机床的某个部件说：“这是‘主轴’，负责带动零件旋转，大家把‘主轴’两个字写下来。”
钢铁厂的张铁匠，今年45岁，干了一辈子铁匠活，却一个字都不认识。通过工厂扫盲，他认识了200多个字，不仅能看懂简单的操作流程，还能给徒弟写“操作要点”。“以前教徒弟全靠嘴说，现在我能把要点写在纸上，徒弟看得更明白。”张铁匠笑着说，他还把自己的经验写成了“打铁口诀”，贴在铁匠铺的墙上，成了工厂里的“扫盲明星”。
田间扫盲则让农民在田埂上就能识字。在农村地区，教育部组织“流动扫盲队”，由小学教师带队，背着黑板、课本、粉笔下田。农忙时，扫盲队就趁农民休息的间隙，在田埂上搭起临时课堂，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教学；农闲时，就把农民集中到村委会，系统地教识字、算术。
扫盲队还编了很多“识字歌谣”，比如“一耕地，二插秧，三除草，四收割，学会四字能记账”“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识字知时节，种地多打粮”，这些歌谣朗朗上口，农民们一边干农活一边传唱，不知不觉就学会了认字。掸族农民岩龙，通过田间扫盲认识了100多个字，他说：“以前卖粮食，只能听粮贩子说多少钱，现在我能自己算账，再也不怕被坑了。”
1934年，兴南成人扫盲率达到45%，远超预期目标；1936年，扫盲率突破55%，提前完成五年计划。很多扫盲学员感慨：“以前不认字，像个‘睁眼瞎’；现在能认字、能算账，日子过得更明白，干活也更有底气了！”
1932年，随着楚阳“工业国产化”战略的推进，欧美生产线陆续搬迁至兴南，曼城钢铁厂、楚氏机械厂等工厂的规模不断扩大，但技术工人短缺的问题却日益凸显——曼城钢铁厂有100台机床，能独立操作的技工只有50人；楚氏机械厂的汽车生产线，因技工不足只能半负荷运转，德国工程师多次向楚阳抱怨“设备闲置是最大的浪费”。
“工业要发展，技工是关键。没有技工，再好的设备也只是一堆废铁。”楚阳当即下令启动“技工紧急培训计划”，核心思路是“工厂办学、实战教学”，让学员在工厂里学技术，学完就能上岗。
厂办技校成了培养技工的“主阵地”。政府在曼城钢铁厂、楚氏机械厂、仰城飞机制造厂等10家核心工厂，设立“技工培训学校”，学制6个月，招收16-20岁的青壮年，优先录取扫盲毕业者。课程分为“理论+实操”，理论课学基础机械知识、识图能力、安全规范；实操课则在师傅的指导下，直接在机床上练习操作，从“开关机、认零件”到“简单加工、精度控制”，一步步教，手把手带。
楚氏机械厂的技工培训学校，第一期招收了500名学员，王小根的表哥王建国就是其中之一。他原本是钢铁厂的搬运工，因在扫盲夜校表现突出，被推荐参加技工培训。“第一次走进车间，看到那些巨大的机床，我既紧张又兴奋。”王建国回忆，师傅是从德国来的老技工，对他们要求很严格，“师傅说，‘操作机床要用心，差1毫米，零件就废了’。”
为了学好技术，王建国每天提前1小时到车间，擦拭机床、熟悉按钮；晚上下班后，他还留在车间练习，直到车间关门。6个月后，他不仅能熟练操作车床、铣床，还能独立加工简单的零件，毕业时被评为“优秀学员”，直接留在楚氏机械厂当技工，月薪比当搬运工时翻了一倍。
师徒结对则让技术传承更直接、更高效。政府从欧美引进的技术工人中，选拔经验丰富的担任“师傅”，每名师傅带3-5名“徒弟”，实行“一对一”教学。师傅不仅教技术，还教“工匠精神”——德国工程师汉斯·科勒，在楚氏机械厂带了5名徒弟，从“机床的日常保养”教到“零件的精度打磨”，甚至连“如何握扳手更省力”都细细讲解。
“师傅告诉我们，‘做技工要耐得住性子，一个零件可能要加工几十遍才能合格，但只要坚持，就能做好’。”徒弟李卫国说，汉斯·科勒还把自己的“操作笔记”借给他们看，笔记上密密麻麻记着各种加工参数和技巧，这些都是他几十年的经验总结。在师傅的悉心教导下，5名徒弟6个月后都能独立操作机床，其中3人还成了车间的技术骨干。
技能认证则为技工的职业发展“保驾护航”。培训结束后，学员要参加严格的“技能考核”，考核分为“理论考试+实操考核”，理论考试考机械知识、安全规范；实操考核则要求学员在规定时间内，加工出符合精度要求的零件。合格者颁发《技工证书》，直接在工厂上岗，月薪比普通工人高30%；不合格者则继续培训，直到通过考核。
1933年，首批5000名技工毕业，全部进入各大工厂，曼德勒钢铁厂的机床利用率从50%提升至90%，楚氏机械厂的汽车生产线实现满负荷运转。1934年，政府将“厂办技校”整合为“兴南工业技术学校”，在仰城、曼城、勃城设立3所分校，学制延长至1年，开设“机械制造、冶金、纺织、电工”4个专业，每年培养技工1万名，成了支撑兴南工业发展的“工匠摇篮”。
1933年，当工业技工培养走上正轨时，楚阳发现，民生领域的技能人才同样短缺——农村缺农业技术员，导致粮食产量低；乡村缺医护人员，村民生病只能靠草药；纺织厂缺纺织女工，棉布产量跟不上需求。“工业要发展，民生也要跟上。职业教育不仅要培养工业技工，还要培养服务民生的实用人才。”楚阳说。
随后，“职业教育发展计划”启动，政府设立“兴南职业学校”，分领域培养农业技术员、医护人员、纺织女工等实用人才，目标是“让每个领域都有懂技术、能实操的人”。
农业技术专业瞄准“粮食自给”的目标。在曼德勒农业职业学校，开设“良种培育、化肥使用、病虫害防治”等课程，学员多为农村青年，他们带着“如何让庄稼多打粮”的疑问来学习，毕业后回村担任“农业技术员”，把学到的技术教给乡亲们。
1934年，该校培育的“兴南籼稻良种”在伊洛瓦底江三角洲推广，亩产比传统品种提升20%，解决了10万人的吃饭问题。农业技术员阿明，毕业后回到自己的村寨，教村民“合理施肥、科学除草”，还带着大家修建灌溉水渠。“以前我们种地靠天吃饭，遇到病虫害就颗粒无收；现在有了技术，不管天旱还是虫灾，都能有好收成。”村民们说，阿明成了村寨里的“香饽饽”，谁家种地遇到问题，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
医护专业则为乡村健康“保驾护航”。在仰城卫生职业学校，培养“乡村医生、护士”，课程包括“常见病诊治、外伤处理、防疫知识”，学员毕业后分配到乡卫生所，负责村民的日常看病和防疫工作。陈曦团队还会定期下乡培训，教他们如何使用、磺胺等药品，如何处理常见的外伤和传染病。
1931年，兴南的乡村医生只有50人，平均每100个村寨才有1名医生；到1935年，乡村医生数量增至1200人，每个乡都有1-2名医生。佤族乡卫生所的医生岩松，就是职业学校的毕业生。“以前我们佤族人生病，只能找‘巫医’跳大神，很多人因为一点小病就丢了命。”岩松说，现在他能给村民看感冒、发烧、外伤，还能接种疫苗，“看到村民们健健康康的，我觉得自己的工作很有意义。”
纺织专业则吸引了大量农村女性。在勃城纺织职业学校，专门培养纺织女工，教授“纺织机操作、棉布染色、质量检验”等技能。当时农村女性大多在家种地，收入微薄，而纺织女工的月薪达6兴南元，比种地收入高两倍，这让很多农村。
19岁的缅族姑娘玛尼，是纺织职业学校的首批学员。她来自勃城附近的农村，家里有5个姐妹，靠父亲种地勉强糊口。“以前我以为，女孩子长大后只能嫁人、种地，一辈子就这样了。”玛尼说，看到村里有人去纺织厂当女工，不仅能挣钱，还能穿新衣服，她就下定决心报名上学。
在职业学校，玛尼学习很刻苦。纺织机操作需要手眼配合，她每天练习十几个小时，手指被纱线磨破了就缠上布条继续练；染色技术要求精准控制染料比例，她把每种染料的配比记在小本子上，反复试验直到熟练。毕业后，玛尼进入勃城纺织厂，成为一名纺织女工，第一个月领到6兴南元工资时，她激动得哭了——这是她第一次靠自己的双手挣钱，她给家里寄了4元，剩下的2元买了一件新衬衫。
像玛尼这样的农村女性，在纺织职业学校还有很多。1935年，勃城纺织厂的女工达3000人，其中80%来自职业学校，她们不仅撑起了兴南的纺织业，还改变了自己的命运。“现在村里的女孩子都想上职业学校，大家都说‘学门手艺，比什么都强’。”玛尼笑着说。
1935年，兴南职业学校在校生达1.5万人，每年毕业生5000人。这些“懂技术、能实操”的人才，像毛细血管一样渗透到兴南的各个角落：农业技术员让粮食增产，乡村医生守护村民健康，纺织女工让棉布走进千家万户，电工保障工厂和家庭的用电安全——职业教育，成了兴南民生发展的“助推器”
“要培养精英，必须有一所像样的大学。”楚阳当即决定，将“仰城文理学院”改建为“兴南国立大学”，增设工学院、医学院、农学院，从“单一文科”转向“文理工医综合”，目标是“培养兴南自己的顶尖人才，解决兴南自己的问题”。
院系建设直指兴南的“急需领域”。工学院开设“机械工程、冶金工程、电气工程”3个专业，配备从德国、美国引进的实验设备——机械实验室里有10台不同型号的机床，学生可以亲手操作；冶金实验室里有光谱分析仪，能检测金属的成分和纯度。医学院与仰城国立医院合作，实现“教学+临床”结合，学生在课堂上学理论，在医院里练实操，毕业后就能独立行医。
农学院则在伊洛瓦底江三角洲建立了200亩实验农场，学生在这里研究“水稻高产技术”“甘蔗制糖技术”，每天下田观察作物生长，记录数据，改良品种。军事学院则设在陆军总部附近，学生不仅要学习军事理论，还要参加实战训练，从队列训练到武器操作，从战术指挥到步炮协同，全方位培养陆军初级军官。
师资建设是大学的“灵魂”。楚阳深知，没有好的教授，就没有好的大学。他亲自牵头，从欧美留学归国人员中招募教授——留德的陈天工，是机械工程领域的专家，曾参与德国坦克发动机的研发，被聘为工学院院长；留美的林墨，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研究航空工程，被聘为工学院航空工程专业教授；留法的陈曦，虽然当时还在研发青霉素，但也被聘为医学院兼职教授，定期回校授课。
同时，政府还从德国、美国聘请30名客座教授，短期授课——德国的汉斯·穆勒教授，是着名的军事战术专家，在军事学院讲授“步炮协同”和“装甲战术”；美国的约翰·史密斯教授，是航空工程专家，帮助工学院建立航空实验室。1934年，兴南国立大学教授中，拥有海外博士学位者占40%，确保了教学质量与国际接轨。
招生改革则打破了殖民时期的“阶层壁垒”。以前的仰光文理学院，只招收贵族子弟和富商后代，普通民众的孩子连校门都进不去。兴南国立大学成立后，面向全社会招生，优先录取技术学校、职业学校的优秀毕业生，同时给予贫困生“助学金”——学费全免，每月发放20兴南元生活费，让出身贫寒的优秀学生也能上大学。
1934年，兴南国立大学首届招生1000人，其中60%来自工人、农民家庭。王建国，王小根的表哥，就是从楚氏机械厂的技工考入工学院机械专业的。“我从来没想过自己能上大学，接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我激动得一晚上没睡。”王建国说，在大学里，他如饥似渴地学习，每天泡在实验室里，跟着陈天工教授研究机床优化技术，“我想把学到的技术带回工厂，让咱们自己造的机床更先进。”
1936年，兴南国立大学首届毕业生300人，全部被分配到工业、医疗、农业、军事等关键领域：工学院毕业生进入楚氏机械厂、曼城钢铁厂担任技术员，负责设备改进和零件设计；医学院毕业生进入乡卫生所、国立医院，成为基层医疗的骨干；农学院毕业生回到农村，推广高产技术；军事学院毕业生则穿上军装，成为陆军的排长、连长——兴南终于有了自己培养的精英人才，不再依赖外国专家。
兴南国立大学从一开始就不是“纯粹的教学机构”，楚阳给它的定位是“人才培养基地+科研创新中心”——不仅要培养人才，还要解决兴南发展中的实际技术难题。
工学院成了“工业国产化的技术后盾”。针对“坦克国产化”需求，工学院开设“装甲车辆设计”选修课，陈天工教授带领学生研究坦克的动力系统和装甲防护；针对“飞机制造”需求，增设“航空工程”专业，林墨教授亲自授课，带领学生设计“兴南雄鹰”战斗机的改进方案。1935年，工学院研发的“机床精度优化技术”，让楚氏机械厂的生产效率提升20%；设计的“轻型卡车底盘”，解决了兴南汽车运输的难题。
王建国在大学期间，就参与了“机床精度优化”项目。他结合自己在工厂的实操经验，提出了“改进刀具角度”的建议，经过试验，机床加工零件的精度提升了15%。“在工厂里，我知道工人最需要什么样的设备；在大学里，我学会了如何改进设备。”王建国说，这种“实践+理论”的结合，让他的研究更接地气。
医学院则围绕“青霉素量产”秘密展开攻坚。陈曦虽然忙于药厂的生产，但仍定期回医学院授课，在药学专业增设“微生物发酵”课程，带领学生秘密参与青霉素提纯实验。学生们在实验室里反复试验，尝试不同的提纯方法，终于在1935年改进了“溶媒萃取法”，将青霉素的纯度从80%提升至95%，还降低了生产成本。
医学院学生李婷，是陈曦的得力助手。她每天泡在实验室里，记录不同温度、不同溶剂对青霉素提纯的影响，经常通宵达旦。“陈教授告诉我们，‘每提高1%的纯度，就能多救一个人的命’。”李婷说，当她第一次成功提纯出95%纯度的青霉素时，她哭了——她知道，这意味着更多的士兵和民众能得到救治。
农学院则为“粮食自给”立下汗马功劳。针对兴南水稻产量低的问题，农学院的教授和学生在实验农场里，对20多个水稻品种进行杂交试验，终于在1935年研发出“兴南2号水稻”，亩产达300公斤，比传统品种增产50%。这种水稻不仅产量高，还抗病虫害，很快在全国推广，解决了兴南的粮食短缺问题。
农学院学生张强，来自农村，对水稻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每天下田观察水稻生长，记录气温、湿度、施肥量对水稻的影响，还总结出了“水稻病虫害防治口诀”，教给农民。“看到自己培育的水稻在田里丰收，看到农民们的笑容，我觉得所有的辛苦都值了。”张强说。
兴南国陆军大学则为“协同作战”提供了理论支持。结合陆军的“步炮协同”训练，军事学院开设“炮兵指挥”“战术协同”课程，邀请德国军官汉斯·穆勒讲授实战战术。学生们还会参与陆军的演习，担任“参谋”，制定作战方案，将理论知识运用到实战中。1936年，军事学院研发的“步兵班战术手册”，在陆军中推广后，步兵的作战效率提升了30%。。
1935年，又一批留学生陆续归国。他们带回了欧美最先进的技术和理念，成了兴南工业、军事、医疗、农业发展的“核心力量”。公派留学是自1921年缅北条约后楚阳一直在主抓的人才培养模式。这些年有付出，有收获，也有失望，但新一批留学回国的学生一回来他每次都是非常的高兴，都要去看一眼
机械领域，留德的李卫国、留美的张远航，主导了“兴南1号汽车发动机”的研发。他们结合在欧美学到的技术，对发动机的燃烧室、活塞进行了改进，让发动机的功率提升20%，油耗降低15%。1936年，“兴南1号汽车发动机”在楚氏机械厂量产，兴南终于实现了汽车发动机的国产化，不再依赖进口。
“以前我们的汽车发动机都是进口的，不仅价格贵，还经常缺货。现在我们有了自己的发动机，就能造自己的汽车了。”李卫国说，看到自己研发的发动机装在兴南生产的汽车上，他觉得所有的辛苦都值了。
航空领域，留美的王鹏飞、刘敏，参与了“兴南雄鹰”战斗机的改进。他们优化了战机的气动布局，减少了空气阻力，让战机的航程增加了几百公里；还改进了战机的武器系统，增加了机枪的射速。1937年，改进后的“兴南雄鹰”战斗机在空军服役，成了兴南空军的主力战机。
“在美国学习航空工程时，我就梦想着能为兴南造自己的战斗机。”王鹏飞说，现在这个梦想实现了，他还要继续改进，让兴南的战斗机更先进。
医药领域，留法的李曦（1927年作为留学生赴法，1931年因青霉素研发急需回国）、留德的赵雅芝，带领团队攻克了青霉素量产的关键技术。陈曦带回了法国先进的微生物发酵技术，赵雅芝则带回了德国的提纯工艺，他们结合兴南的实际情况，对青霉素的发酵、提纯进行了改进，将生产成本从5兴南元\/支降至2兴南元\/支，让更多的民众能用得起青霉素。
军工领域，留德的孙建军，带回了德国“虎式”坦克的基础设计理念。他结合兴南的工业能力，对坦克的装甲、火力进行了调整，为“雄狮”坦克的升级提供了技术参考。1937年，升级后的“雄狮”坦克在陆军服役，防护能力和火力都有了大幅提升。
除了这些领域，留学生还在农业、造船、化工等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留英的农业专家改进了兴南的甘蔗制糖技术，让糖的产量提升30%；留英的造船专家帮助兴南设计了第一艘国产驱逐舰；留法的化工专家则研发了兴南自己的化肥，让粮食产量进一步提升。
1937年他们分布在兴南的各个关键岗位：有人担任兴南国立大学教授，培养更多的本土人才；有人人担任工厂总工程师、技术总监，主导技术研发；有人担任军队技术军官，提升军队的装备水平；有人担任医院院长、药企研发负责人，推动医疗事业发展——这些“喝过洋墨水”的人才，用从欧美学到的技术，撑起了兴南的“技术脊梁”，为兴南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基础教育是金字塔的“底座”：小学入学率达85%，远超1931年的15%；成人扫盲率达55%，提前完成五年计划。每个村寨都有小学，每个工厂、村寨都有扫盲夜校，“每个孩子能上学，每个成人能识字”的目标基本实现。王小根已经小学毕业，考入了曼德勒的一所中学，他的梦想是“考上国立大学，当一名工程师”；他的父亲王树根，通过扫盲认识了300多个字，不仅能看懂操作手册，还能给老家写信，讲述在兴南的生活。
- 技术教育是金字塔的“中层”：技术学校、职业学校在校生达3万人，每年培养技工、农技员、医护人员、纺织女工等实用人才1.5万人。曼城钢铁厂的机床不再闲置，因为有足够的技工操作；农村的粮食产量逐年提升，因为有农业技术员指导；乡村的村民生病不再只能靠草药，因为有乡村医生看病——技术教育，让兴南的工业和民生有了“坚实的骨架”。
- 大学教育是金字塔的“上层筑基兴邦：1931-1937楚阳与兴南四层教育体系的崛起之路
- 大学教育是金字塔的“上层”：兴南国立大学在校生达3000人，每年培养工程师、医生、农学家、军官等精英人才500人。工学院能独立设计机床、改进坦克发动机；医学院能参与青霉素提纯、研发口服磺胺；农学院能培育高产水稻、优化甘蔗制糖技术；军事学院能为陆军制定战术手册——国立大学不再是“单纯的学校”，而是成了兴南的“科研引擎”，为工业、军事、民生解决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题。王建国从工学院毕业，回到楚氏机械厂担任技术科长，主导了“兴南2号机床”的研发，让工厂的生产效率再提升15%；李婷从医学院毕业，进入仰城国立医院，成了一名儿科医生，用青霉素救治了无数患病儿童。
- 留学教育是金字塔的“塔尖”：学成归国，分布在各个关键领域。他们带回的欧美先进技术，像“催化剂”一样，加速了兴南的发展——留德的李卫国让汽车发动机国产化，留美的王鹏飞优化了战斗机性能，留法的陈曦降低了青霉素成本，留英的孙建军升级了坦克设计。这些“海归人才”与本土培养的精英相互配合，形成了“本土人才打底、留学人才拔高”的人才格局。
1937年的兴南，早已不是1931年那个“文盲遍地、人才凋零”的国家。在仰城的街头，能看到背着书包上学的孩子，他们嘴里哼着《兴南上学歌》；在工厂里，能看到拿着操作手册的工人，他们熟练地操作着机床；在农村，能看到背着药箱的乡村医生，他们走村串户为村民看病；在国立大学的实验室里，能看到埋头研究的教授和学生，他们正在为兴南的未来攻克技术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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