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那日与顾廷烨、明兰深谈之后，盛长柏仿佛进入了一个闭关自省的状态。他告假了几日，并未外出，只是终日待在书房，或翻阅史书典籍，或对着舆图沉思，或只是单纯地枯坐，梳理着自己纷乱的思绪。
他重读《资治通鉴》，不再仅仅关注那些明君贤臣的丰功伟绩，而是开始细细品味那些权力博弈的细节，那些能臣干吏在复杂政局中的生存之道与处事智慧。他看到张居正改革时的霹雳手段与艰难平衡，看到狄仁杰周旋于武周朝廷时的刚正不阿与机变权谋，看到于谦保卫北京时的力挽狂澜与身后的悲凉……
历史不再是冰冷的文字，而是一面面映照现实的镜子。他渐渐明白，绝对的清高与绝对的污浊都难以长久，真正的能臣，往往是在坚守底线的前提下，于灰色的地带中寻找最优解，运用智慧和策略，推动事功的前行。
几日后的一个清晨，长柏重新穿上朝服，走出书房。他的眼神依旧清正，却少了几分以往的的书生意气，多了一份沉静通透的力量。他并没有变成另外一个人，他依然是那个讲究原则、勤政为民的盛长柏，但他的内心，已然完成了一次重要的淬炼与升华。
重回衙门后，同僚们很快察觉到了盛侍郎的一些微妙变化。
他依旧严肃，但不再像过去那样近乎不近人情。在处理公务时，他依然坚持原则，但在提出方案或下达指令前，他会更多地听取下属和其他部门同僚的意见，尤其是那些具体办事的老吏们的经验之谈。他会耐心解释政策背后的考量，争取理解，减少执行的阻力。
例如，在推进一项新的税赋核查政策时，他并未像以往那样直接强硬推行，而是先召集了相关衙门的官员开会，详细阐述此举对于澄清吏治、增加国库收入的长远益处，也坦诚承认短期内可能会给大家增加工作量，甚至触动一些利益。但他同时提出了配套的简化流程、明确奖惩的措施，并承诺会亲自向陛下争取，对表现优异的官员予以嘉奖。一番话说下来，既表明了坚定的立场，又体现了对执行者难处的体谅，让许多原本可能阳奉阴违的官员，心态上发生了转变，愿意尝试配合。
他开始有选择地参加一些必要的同僚聚会，虽然依旧不喜应酬，但不再一概拒绝。席间，他虽不阿谀奉承，但也会适时地说些场面话，与人讨论些经史子集、风土人情，不再只局限于公务。这种适度的“合群”，让他不再是那个高高在上、难以接近的“圣人”侍郎，反而赢得了一些中立官员的好感。
更重要的是，他开始有意识地构建自己的信息网络和信任圈子。他重用那些踏实肯干、品行端正的下属，给予他们足够的信任和发挥空间。他也与朝中其他一些风评较好、同样想做实事的官员增加了往来，时常交流政见，互相提醒官场风向。他不再是单打独斗的孤臣。
这些变化，并非投机钻营，而是一种基于现实考量的、更为成熟稳重的为官之道。其核心，依旧是为了更有效地推行政务，保护自己不被轻易倾轧，但手段和方法，却变得更加圆融通达。
顾廷烨和明兰冷眼旁观，心中甚感欣慰。 “兄长似是真的想通了。”明兰对顾廷烨道，“如今这般，既守住了本心，又懂得了顺势而为，日后仕途，当能更顺遂些。” 顾廷烨点头：“盛兄本是聪明人，只是一直被圣贤书束缚住了手脚。如今豁然开朗，以他的能力和心性，将来必能成为真正的国之栋梁，于国于民，善莫大焉。”
当然，长柏的改变并非毫无原则的退让。在面对核心利益和重大原则问题时，他依旧会展现出不容置疑的强硬态度。一次，某位勋贵试图为自己侵占官田的亲属说情，并暗示会有厚报，长柏丝毫不为所动，依法严办，态度之坚决，与以往无异。只是，他在处理此事时，更加注重程序正义和证据链的完整，让任何人都挑不出错处，那勋贵也只能悻悻而去。
经历风波洗礼后的盛长柏，如同经过淬火的精钢，褪去了些许脆硬的棱角，变得更具韧性与锋芒。他依然是那股朝堂上的清流，但已不再是轻易能被浊浪掀翻的小舟，而是逐渐成长为能够辨别风向、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引导水流的中流砥柱。他明白了，在这复杂的官场中，既要有一颗为民请命的赤子之心，也要有与之相匹配的、足以守护这份初心的智慧与力量。他的官场之路，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更为广阔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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