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轮明月下，汴京苏宅书房内，却是另一番光景。
苏辙（子由）正于灯下翻阅书卷，眉宇间是惯有的沉静。忽然，家仆匆匆入内，低声禀报了宣德楼下的诏令，以及大公子苏轼在酒楼当众挥毫的消息。
苏辙执书的手微微一顿，书卷轻轻落在案上。他沉默片刻，挥手让仆人退下，书房内复归寂静，唯有灯花偶尔爆开的噼啪声。
他的脸上，没有半分友人应有的兴奋，反而掠过一丝极其复杂的忧色。这忧色，源于他对兄长旷世才华的骄傲与对其不羁性情的深切担忧，这两种情绪多年来早已在他心中纠缠不清。
无人比苏辙更了解他的兄长。
他深知苏轼是不世出的天才，其文章如万斛泉涌，不择地而出，诗词书画，皆堪绝代。这份才华，是苏氏的荣耀，亦是苏辙心底的骄傲。
然而，他更清楚地看到苏轼性格中，那与官场格格不入、甚至堪称致命缺陷的“疏狂”：
口无遮拦：苏轼性情真率，遇有不平，如鲠在喉，不吐不快。其言语犀利，讽喻辛辣，于诗文之中尤甚，极易授人以柄。
不善伪饰：他缺乏官场必要的城府与迂回，喜怒常形于色，“一肚皮不合时宜”，不懂得如何保护自己。
意气用事：往往凭一时之感，率性而为，缺乏对后果的周密考量。今日酒楼泼墨，固然是才情奔涌，又何尝不是一种毫不掩饰的、对重返权力中心的宣言？
这固然豪迈，但在波谲云诡的朝堂，却显得过于直白和危险。
苏辙几乎可以预见：“以兄长之才，其词作必能惊艳四座，蒙陛下召见是迟早的事。
然而，召见之后呢？以苏轼的性格，在面对锐意变法、乾纲独断的年轻官家时，他能否谨言慎行？
是否会因某一句话、某一观点不合圣意，甚至只是语气神情的不慎，便触怒龙颜，断送大好前程，甚至招来祸患？”
想到这里，苏辙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担忧无用，他必须行动。他不能阻止兄长绽放光芒，但他要尽力为这耀眼的光芒加上一层保护罩。
他站起身，走到另一张书案前，缓缓铺开宣纸，亲手研墨。动作沉稳，一如他的性格。
“兄长欲以词赋明志，宣告归来……那为弟，便也以此道，为我兄弟二人，谋一席‘立身’之地。”
他提起笔，目光沉静。他也要写一首词，不是为了与兄长争锋，而是有着更深的考量：
展现价值，谋求“在场”的资格：他要用自己的才华，向皇帝、向朝廷证明，苏氏兄弟，子瞻有子瞻的豪迈，子由亦有子由的沉潜。
他希望自己的词作也能被看到，从而在官家召见苏轼时，自己能因才名得以陪侍在侧。唯有在场，他才能在那关键时刻，为兄长转圜。
性格的互补与暗示：他的词风，注定与苏轼的豪放不同，会更倾向于含蓄、典重、中正。这本身就是一种无声的宣告：
陛下，您看，我们兄弟二人，性情迥异。家兄固然才华横溢，然臣苏辙，或更能持重守成，拾遗补阙。这是在为未来可能出现的冲突，预先埋下缓冲的伏笔。
未雨绸缪，建立防火墙：一旦同朝为官，他可以在许多场合，以自己的谨慎和周密，提前化解可能针对兄长的攻讦，或者在兄长言辞过激时，以更稳妥的方式加以解释、弥补。
他是唯一能在苏轼因言获罪时，上书乞纳自身官职为兄赎罪的人。这份兄弟情谊与政治上的相互依存，是他们最大的护身符。
笔尖落下，墨迹在纸上游走。苏辙写的，不仅是上元夜景，更是一份沉甸甸的、为守护兄长而战的决心书。
窗外，隐隐传来市井的喧闹和远处的烟花声。苏辙置若罔闻，他的世界只剩下眼前的方寸宣纸和心中的全盘谋划。
他无意掩盖兄长的光芒，因为他深知，那是苏轼生命的意义所在。他所要做的，是用自己的沉稳与智慧。
为这份耀眼而脆弱的光芒，撑起一把保护伞，让它可以照亮这个时代，而不至于被时代的狂风暴雨所吹灭。
“兄长，”苏辙在心中默念，“你尽管去挥洒你的万丈豪情吧。那些你看不见的暗礁与荆棘，就让我这个弟弟，来为你小心探寻，默默扫清。”
这一夜，汴京有两个苏郎。
一个在酒楼挥毫，光芒四射，宣告着自己的归来；
一个在书房运笔，沉静如水，谋划着如何守护这份归来。
熙宁年的政治旋涡即将再次席卷，而苏辙，已经为他和苏轼的这次重返，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以及最周全的准备。他的词，将是他们兄弟踏入这旋涡的第一声，谨慎而坚定的足音。
熙宁二年，正月十六。汴京城的士民仍沉浸在昨日苏轼兄弟诗词所带来的文坛盛事与上元佳节的余韵中，但皇宫大内御书房里的气氛，却凝重得能滴出水来。这里，才是帝国真正的心脏。
御书房内，大宋王朝最具权势的核心人物尽数在场：韩琦、曾公亮、文彦博、吕公弼、韩绛、司马光、吕公着、吕惠卿、曾布、王珪，以及今日的主角——王韶。
他们分列两旁，恭敬地注视着端坐于御案之后，面色平静却目光如炬的年轻皇帝赵顼。昨日的文艺风流恍如隔世，此刻这里弥漫的，是决定国运的铁与血的气息。
赵顼没有多余的寒暄，目光直接投向站在下首的王韶，声音沉稳而清晰：
“王卿，将你半年所察、心中所谋，关于洮湟、关于西陲、关于制夏之策，详尽奏来。今日在座诸公，皆为国肱骨，尔需直言无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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