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寿四年（公元604年）七月十三日，大兴城仁寿宫，在位二十三年的隋文帝杨坚驾崩，享年六十四岁。
千百年来，围绕杨坚之死的争议从未停歇：《隋书》中“暴崩”二字背后是否暗藏隐情？司马光《资治通鉴》中记载的“血溅屏风”的弑父细节，是史实还是对杨广抹黑？
本文将根据《隋书》《北史》《资治通鉴》等正史，结合唐宋文人笔记、明清话本小说等文献，尽量给大家重现历史的真相。
要解开杨坚死因之谜，先得从皇储之争说起，开皇元年（公元581年），杨坚建立隋朝，立嫡长子杨勇为皇太子。据《隋书·房陵王勇传》记载杨勇，“颇好学，解属词赋，性宽仁和厚”，就是说杨勇“很爱学习，擅长写文章辞赋，性格宽厚仁爱”，深得杨坚信任，让他参与朝政决策。然而，杨勇后来的行为失当，引发杨坚与独孤皇后的不满。
《隋书》记载，杨勇“率意任情，无矫饰之行”，就是说他做事随性，不懂得掩饰自己：他曾在蜀地出产的铠甲上装饰花纹，违背了杨坚“节俭治国”的理念，遭杨坚斥责“此乃雕虫小技，非经国之大体”，意为“这只是微不足道的技艺，不是治理国家的根本大事”；还有，他冷落正妃元氏，宠爱侧妃云昭训，导致元氏郁郁而终，这触碰了独孤皇后的底线。独孤皇后生性厌恶妾室，坚信“夫妇之道，同体君臣”，认为皇子宠爱侧妃、冷落正妻会引发嫡庶之争，动摇国本。
而晋王杨广则善于“伪装之术”。他“后庭有子，皆不育之，示无私宠”，他每次入宫觐见，都与正妃萧氏一同前往，刻意塑造“夫妻和睦”的形象；面对杨坚夫妇的赏赐，他“悉散之，以树私恩”，甚至故意将府中乐器的弦弄断、蒙上灰尘，以示自己“不好声色”。《隋书·炀帝纪》载其“矫情饰诈，肆厥奸回”，可正是这种表演，让独孤皇后逐渐萌生“废勇立广”的想法。
杨广还联合越国公杨素、大理少卿杨约等重臣，不断在杨坚面前诋毁杨勇。
开皇二十年（公元600年）十月，杨坚下诏“废勇为庶人”，十一月立杨广为皇太子。诏书之中，杨坚痛斥杨勇“性情愚钝，没有仁孝之名，亲近小人，任用奸邪之徒”。
仁寿四年（公元604年）正月，杨坚因“疾甚”，前往仁寿宫避暑，命皇太子杨广监国。
值得注意的是，杨坚在病重期间，曾召回废太子杨勇，《隋书·房陵王勇传》中提及“上寝疾，征勇入侍”，可见杨坚在临终前对储位决策已有悔意。而这恰恰成为杨广动杀机的直接原因，若杨坚真的复立杨勇，杨广数年的经营将付诸东流，甚至可能性命不保。
在《隋书·高祖纪》中，关于杨坚之死是这样记载的：“夏四月乙卯，上不豫。秋七月乙未，日有蚀之。甲辰，上以疾甚，卧于仁寿宫，与百僚辞诀，并握手歔欷。丁未，崩于大宝殿，时年六十四。”意思是“夏季四月乙卯日，隋文帝身体不适。秋季七月乙未日，发生日食。甲辰日，隋文帝因病情加重，躺在仁寿宫，与文武百官诀别，握着大臣们的手叹息流泪。丁未日，在大宝殿驾崩，享年六十四岁。”从这段文字来看，杨坚就是病死的。
但在《隋书·后妃传·宣华夫人陈氏》中，却出现了耐人寻味的记载：“及上寝疾于仁寿宫，夫人与容华夫人俱侍疾。平旦出更衣，为太子所逼，夫人拒之得免，归于上所。上怪其神色有异，问其故。夫人泫然曰：‘太子无礼。’上恚曰：‘畜生何足付大事！独孤误我！’因呼兵部尚书柳述、黄门侍郎元岩曰：‘召我儿！’述等将呼太子，上曰：‘勇也。’述、岩出阁为敕书讫，示左仆射杨素。素以其事白太子，太子遣张衡入寝殿，遂令夫人及后宫同侍疾者，并出就别室。俄闻上崩，而未发丧也。”这段记载翻译过来就是说“隋文帝因病重卧床在仁寿宫，宣华夫人与容华夫人都在身边侍奉。清晨，宣华夫人出去更衣，被太子杨广逼迫，她奋力抗拒才得以脱身，回到隋文帝的病榻前。隋文帝奇怪她神色异常，询问原因。宣华夫人流泪说：‘太子对我无礼。’隋文帝愤怒地说：‘这畜生怎么配托付国家大事！独孤皇后害了我！’于是叫来兵部尚书柳述、黄门侍郎元岩，说：‘召见我的儿子！’柳述等人准备去叫太子杨广，隋文帝说：‘是杨勇。’柳述、元岩走出宫殿拟好诏书，拿给左仆射杨素看。杨素把这件事告诉了太子杨广，杨广派心腹张衡进入寝殿，随后命令宣华夫人及其他侍奉的宫女嫔妃，全部搬到别的房间。不久就听到隋文帝驾崩的消息，但没有立即公布丧事。”
这段记载没有直接说杨广弑父，却通过“太子逼奸宣华夫人”“杨坚欲召杨勇”“杨素报信太子”“张衡入寝殿”“俄闻上崩”等情节，将杨广与杨坚之死紧密关联。尤其是“张衡入寝殿”与“俄闻上崩”的时间衔接，暗示了张衡可能执行了弑父行动，张衡后来被杨广以“诽谤朝政”的罪名赐死，临终前曾“大呼曰：‘我为人作何物事，而望久活！’”意思是我为别人做了那样的事，怎么可能指望活得长久！，这番话不由让人浮想联翩。
北宋司马光编撰的《资治通鉴》，对杨坚之死的记载进行了更加详细完整的记载，大致经过是：“隋文帝在仁寿宫病重，尚书左仆射杨素、兵部尚书柳述、黄门侍郎元岩都进入内殿侍奉，召皇太子杨广住进大宝殿。太子担心隋文帝发生不测，需要提前做好防备，亲手写信密封后派人询问杨素；杨素逐条列出应对事项回复太子。宫人不慎把回信送到了隋文帝的寝宫，隋文帝看后极为愤怒。天刚亮，陈夫人出去更衣，被太子逼迫，她抗拒后得以脱身，回到隋文帝身边。隋文帝奇怪她的神色，询问原因，陈夫人流泪说：‘太子无礼！’隋文帝更加愤怒，捶着床说：‘这畜生怎么配托付国家大事！独孤皇后害了我！’于是叫来柳述、元岩说：‘召见我的儿子！’柳述等人准备去叫太子，隋文帝说：‘是杨勇。’柳述、元岩走出宫殿拟写诏书。杨素得知后，立刻告诉太子杨广，杨广假传圣旨逮捕柳述、元岩，关进大理狱；又调东宫士兵驻守皇宫，宫门出入都由宇文述、郭衍指挥；命令亲信右庶子张衡进入寝殿侍奉隋文帝，把所有后宫人员都赶到别的房间；不久，隋文帝驾崩。因此朝廷内外对此各种各样的议论。”
相较于《隋书》，《资治通鉴》增加了三个关键细节：一是杨广与杨素的“密信往来”被杨坚发现，二是杨坚“抵床大怒”的激烈反应，三是杨广“矫诏控制宫廷”的具体行动。
根据《资治通鉴考异》的记载，司马光主要参考了两部文献：一是隋末唐初赵毅的《大业略记》，二是唐代马总的《通历》。《大业略记》记载：“高祖在仁寿宫，病甚，炀帝侍疾，而高祖美人陈氏、蔡氏皆有宠。炀帝乃召陈氏，陈氏素畏炀帝，不往。炀帝怒，令左右执陈氏，强之。陈氏不受，炀帝缢杀之，然后奏高祖。高祖闻之，怒，欲召勇，炀帝惧，乃密令张衡进毒药。高祖暴崩。”《通历》则记载：“上有疾，于仁寿宫与百僚辞诀，召太子入卧内。太子既入，遣张衡入拉帝，血溅屏风，冤痛之声闻于外。”
不过，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的根本目的并非“还原史实”，而是“以史为鉴”。司马光希望通过杨广弑父的故事，警示后世君主“修身齐家”、太子“恪守孝道”，因此在叙事中强化了杨广的“奸恶”，使得故事更具道德教化意义。这种“教化优先”的编撰理念，导致《资治通鉴》中的“弑父”情节带有一定的文学演绎色彩，不能完全等同于史实。
唐代文人刘知几在《史通·疑古》中，对《隋书》中杨坚之死的记载提出质疑：“隋史所书，皆称炀弑。夫以万乘之主，死于一夫之手，其故何哉？盖由史官曲笔，以媚新朝。”
北宋文人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将杨广与五代时期的“弑父暴君”相提并论，称“隋之亡，起于炀帝弑父”。
南宋文人胡三省在为《资治通鉴》作注时，对“杨广弑父”的史料来源进行了细致辨析。他在注中引用《隋书》《大业略记》《通历》等文献，指出“诸书所载，互有异同，难以定其虚实”，但同时也认为“炀帝之恶，不可殚述，弑父之事，盖有之矣”，这种“虽无确切证据，然其恶行足以支撑此说”的观点，代表了唐宋文人对这一悬案的主流态度。
到了明清时期，“杨广弑父”的故事逐渐从史论走向民间，成为话本小说的热门题材。这些作品在正史记载的基础上，加入了大量虚构情节，将历史悬案演绎为充满戏剧冲突的故事。
明代通俗小说《隋唐两朝志传》中，对“杨广弑父”的描写极为细致：“杨广见宣华夫人美貌，遂起淫心，逼之不从，夫人奔告杨坚。坚大怒，欲召杨勇。杨广知之，急召杨素、张衡商议。张衡曰：‘事急矣！请以药酒进之。’杨广然其计，令张衡携药酒入寝殿。杨坚见药酒，疑之，不饮。张衡怒曰：‘陛下不饮，臣当强进！’遂以药酒灌之，杨坚大叫一声，气绝而亡。”
我们综合以上所有证据，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杨广应该没有亲自动手弑父，这种说法更大的可能是唐代统治者为了证明自己取代隋朝是天命所归，隋炀帝杨广是无道之君，但换一个角度来说，杨广当时已经掌握了朝政大权，在杨坚病重后，难免会使用一些手段推动了杨坚的死亡进程。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秦始皇号称千古一帝，统一六国，秦朝却历二世而亡，仅仅存在了15年；隋文帝文治武功，建立了大一统的隋朝，却也只存续了38年，其中原因，不由让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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