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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往往在无望时才最相信奇迹。据说奇迹不会出现在不相信奇迹的人身上，所以云枝充分相信奇迹。她想兴许姑爹会像孙悟空一样，“噌”的一个跟头，一下出现在了出站口。
奇迹没有发生，她眼前却出现了热情招揽生意的蹦蹦车、面的、黄包车师傅的面孔，他们“呼啦”一下把她围了一圈：
“小姑娘，去哪里？面的坐不坐？”
“姑娘，到市区吗？坐蹦蹦车，我送你！”
“丫头，来坐黄包车吧，便宜！”
……
各种口音，云枝虽然分不出他们都是哪里人，至少知道他们也没有说普通话，尤其他们的热情感动了她，也让她胆子大了一些。但还是不敢张口说话。看到在农村从未见过的各种交通工具，她大脑一片空白，她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也不知道怎样回答他们，仿佛到了另外一个不是人类的世界了。
从走出家门的那一刻，云枝的嘴巴几乎就锁上了。确切说，她只在兰州买火车票时说过一句话。售票员用标准的普通话问她，“到哪儿的？”她憋了半天回答道，“嘉峪关，最好白天能到站的。”心里酝酿好要讲普通话的，谁料一紧张，最后还是急出了秦安话，并带了学校里朗读课文的唱腔，立即窘红了脸，人都羞得似乎缩回了一截。此后，一路上再没敢和任何人说过话，对他人的关照和问话，只用摇头和点头回应。虽然听出别人并不都是普通话，也有各种的方言，但她觉得只有她的秦安方言最不好听。
云枝第一次学普通话是小学五年级，学校里来了两位实习老师，个头比班里的高个子男生低一个头，却剃去了茸毛，但仍然一脸稚气。他站在其他几位老民办教师的面前，就像他们的孙子。两个孙子，一个替爷爷代四五年级语文，另一个替爷爷代四五年级数学。学校只有两间教室，桌椅全是土块砌起的土墩子，本来一间归一、二、三年级轮流上课，另一间属于四、五年级的，来了实习老师，两间教室都归四、五年级所有了。整个院子归低年级的三个班，想在哪里上课就在哪里堆一堆，像村里开会，三三两两挤一起，有的屁股底下垫了废纸、鞋底，有的直接坐在土地上，作业本是天匠造就的土院子，树枝是笔，真有“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的自由和倘然。却忽然都没心思写了，因为教室窗口飘出了朗读《中条山的风》的声音，是从未听过的好听的腔调，太吸引人了，一个个土头土面地像小老鼠一样爬上窗台，瞪大眼睛、流着鼻涕口水从纸窗户破开的洞口往里看，云枝在摇头晃脑朗读《中条山的风》的队伍里，“一股山风从中条山背后刮过来——大粒的沙石生气似的敲打着窗玻璃！我放在室外的脸盆被风吹卷到山坡下，等我把它追回来，早已成了个瘪嘴的丑八怪！——”
“哈哈哈……”窗外的土娃娃只听懂了“丑八怪”这个名字，忍不住笑了起来。实习生手拿教鞭冲出教室，一群土娃娃像受了惊吓的小鸟，“扑腾”一下全飞了，身后扬起滚滚灰尘迷了实习生的眼。云枝的记忆里，能坐在教室的土墩椅子上用标准音朗读《中条山的风》的她，又幸福，又骄傲，又自豪。她在幸福与自豪中，学会了用标准音朗读课文，放学的路上读给低年级的小同学听，回到家读给父母听，那篇课文响彻了她的童年。初二时文教局的领导来学校听课，校长亲点云枝用普通话朗读课文，校长还不惜代价买了录音机，一键按下去，云枝读到，
《西里西亚的纺织工人》
作者，海涅
忧郁的眼里没有眼泪，
他们坐在织机旁，咬牙切齿，
“德意志，我们在织你的尸布，
我们织进去三重的诅咒——
我们织，我们织！
……”
很长一段时间，她铿锵有力、抑扬顿挫的声音和同学们合唱的《社会主义好》，在校园上空久久地荡漾着。云枝一直以此为荣，认为自己的普通话在所有人面前是顶级的，每次考试的音汉选择或者填空，她基本是满分，没有人能比得上的，没想到第一次张口说普通话却还是憋足的秦安话。
见她不说话，师傅们争先恐后地又重复了一遍他们的问话。云枝怯怯地向报价便宜的师傅走去，见是人力车，又是位年近花甲的瘦骨嶙峋的老者，突然觉得坐他的车有些罪孽感，想跳过他找年轻人，转眼又觉得不帮老人有悖于良知，纠结中，她被一位红鼻子的蹦蹦车师傅连推带搡，劫持似的拽到了他的蹦蹦车上。
红鼻子撅起屁股踩着了车，抓住离合，准备挂挡时回过头问她，“姑娘，你去哪里？”
是啊，我去哪里？云枝慌忙想。
“是不是第一次来嘉峪关？家里大人没有给你写个地址啥的？”
红鼻子一句话提醒了云枝，她急忙掏出母亲塞给她的姑爹的信封，欠起身准备递过去让他看，红鼻子手一挡说，“我不识字，你念给我听！”
“甘肃省——嘉峪关市——长城街——80栋——5号！”云枝像唱歌一样颤音读道。
“长城街？好嘞，坐好了，出发！”红鼻子一声令下，车子咚咚咚欢快地叫喊着奔跑了起来。
“师傅，师傅！”云枝忽然想起没有谈好价格，顾不上普通话蹩脚的事了，大声喊，“你还没有说多少钱呢！”
红鼻子听见云枝大叫，以为出了啥大事，一脚刹车踩下去，车熄了火，他的火气倒上来了，“乱叫啥嘛，吓我一跳！别人都收一块五的，我只要你一块钱，再别叫了，快坐好，——走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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