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6月18日，政治协商会议在京城召开。民国的制度落实度之差，早就被无数事实证实。新政府以武力统一，提出的制度建议都得到了通过。
重要的实际内容通过之后，一部分更注重形式的内容就被提了出来。看到关于京城该设在哪里的提案，湖南政协代表当即起身，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说道：“明清定都燕京，皆是因为距起家之地近，以方便退路。此时铁路轮船已经打破了地理限制，京城太过于偏北。从云南到京城，几乎跨越了整个国土。京城当设于天下之中。在下以为，开封与南京皆是上选。”
南方政协代表们皆是赞同，纷纷发言表示支持。北方代表之中，除了京城出身的还想继续定都京城，连天津都不支持京城继续连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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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政协会议上，支持意见与反对意见都会在大黑板上清楚列出。很快，迁都就变成了一种共识。讨论直接转向了‘迁都到哪里’。
何锐此时正在与苏联特使越飞会面。越飞先对新政府完成中国统一表达了祝贺，随即送上了列宁同志的亲笔信，“何主席，列宁同志托我带给您他的感谢。您送来的药物的确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列宁同志的病痛。”
何锐笑道：“请代我向列宁同志转达我的谢意，感谢他使用了我们提供的药物。”
此时两人交谈的时候很轻松，其实这个话题非常严肃。由于中国化工技术不足，现阶段正雇佣了不少德国化学专家加入青霉素提炼项目，还没能进入工业化生产。实验室生产出来的青霉素是棕黄色，并非高纯度的纯白粉末。
之前东北政府与苏俄政府在磺胺方面的合作非常成功，苏联成立后，询问可否有其他药物的时候，东北政府就提供了青霉素。
苏联政府当然不会拿到药就给列宁同志扎上，定然是进行了大量实验性治疗，确定药效以及安全性之后才会这么做。便是如此，冒着一定风险也要接受治疗，也能从侧面证明，列宁同志担心自己死后苏共内部的问题。
不过现阶段的结果自然是皆大欢喜。青霉素有效的杀灭了各种病菌，列宁同志退了烧。经过苏联此时最高水平的护理与调养，又恢复了工作。
有了这样的案例，前一段苏联采购团下了大量药物以及疫苗的订单。连新推出的药物青蒿素，苏联采购团听闻是治疗疟疾的，也是先买了再说。
中苏双方并非是单方面的出超，苏联也加大了矿石、木材等原材料出口。双方都对贸易总量快速提升的局面下，依旧能保持贸易平衡的现状表达了满意。
当然，越飞同志来这里的目的绝不是讨论贸易问题，“何主席，苏共中央已经同意了中方对确定边界的要求，具体勘界工作已经可以展开。列宁同志康复之后，回想起之前何主席提出过的中苏战略互信提议，很想就这个问题进行双边讨论。对于已经在边境执行的互不驻军约定，我国想知道，可否用条约方式固定下来。”
何锐知道，在这件事上，苏联的确做出了让步。中国有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苏联有苏联的民族主义情绪。苏共同意在1870年后，边境划界中多占的数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要吐出来，实施边境航道入海共管，这已经是苏共能够做到的极限。
当下的局面，战略互信是第一要务。何锐就不提这些问题，直接告诉越飞，“我认为中苏友好条约内容不需要复杂。两条就足够了。第一条，中苏互相不使用武力，用谈判方式解决两国的矛盾冲突。第二条，中苏都不允许任何第三国通过本国领土对另一方发动军事进攻或者威胁。对于中苏两个有着漫长边界线的国家来说，出现矛盾与分歧是必然的。越飞同志，您有孩子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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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飞一愣，不知道何锐怎么突然提起了孩子，不过这也不是什么值得隐藏的问题，苏联也在通过各种途径收集中国领导人的基本资料，何锐现阶段没结婚没孩子的基本资料对苏共也不是什么秘密。越飞便笑着道：“我有孩子。”
“那么越飞同志定然知道小孩子经常会因为一些问题吵闹争执，最后发下老死不相往来的誓言。作为家长，听听就算了。其实国家也一样，分歧、争执都是常态。我们为什么对小孩子的矛盾冲突并不以为意，因为我们都不会认为因为这样的争执，小孩子就跑回家拿起枪到对方家里大开杀戒吧。小孩子们互相怄气一段时间，又会高高兴兴在一起玩耍了。”
越飞觉得这比喻有些怪异，尤其是弱化了矛盾分歧的尖锐性与重要性，但里面的含义倒是很容易搞明白。这两条内容一旦真正被落实，就意味着双方的矛盾并没有上升到敌意。反过来说，一旦双方的敌意上升到一定阶段，这两条条约内容就一定会被破坏。
这两条内容不牵扯第三方，并不以对其他国家构成威胁。也因为如此，中苏在其他方面也都有着自己的行动自由。
此行之前，苏联外交委员会提出的一系列看法递交到了苏共中央，苏共中央委员们提出了不少自己的看法，甚至是反对意见。唯独对这两条内容根本无人触及，既没有人表示反对，也没有人表达支持。可以认为这是底线。
越飞又问道：“何主席认为边境现行的模式可否用条约方式予以确定？”
“边境执行的模式，是一个执行层面的问题。最好能用一种安全机制而不是条约方式进行确定。世界不断变化，现在中苏边境上的民间贸易量并不大，以后可就未必。未来几十年中，或许会出现走私，甚至是武装走私。条约没办法对这种事情进行预判。在某一个时间段内，会根据当时情况进行武装力量的布置。那时候需要的是双方的有效合作。而不是死板的条约。”
越飞微微点头，却觉得这话没有提及要点。
何锐则继续说道：“军事装备同样日新月异，随着军事装备的发展，中国的军队布置会向后移动。但是苏联方面的军队只能布置在西伯利亚大铁路沿线。譬如，我们的部队距离边境500公里都不是大问题，苏联红军有可能对等后撤500公里，住到冰天雪地的原始森林里面么？”
听了何锐的描述，越飞的心情完全放松下来。因为在划界中让出了包括巴尔喀什湖以南的大片土地，苏共委员中不少人很是不满，在边界不驻军的事情上表态颇为强硬。
其中就有人提出，中国军队距离边境的距离必须比苏联红军要远很多，绝不接受对等距离。这让越飞感觉谈判会在这方面遇到问题。然而何锐的表态已经充分体现出了诚意，如果之后的讨论也能如此顺利，此次会面将满载而归。
正如越飞期待的最好结果，何锐对于中苏的战略互信十分务实。核心就是他提出的‘中苏友好两条内容’，互不限制，互补开战，和平解决矛盾分歧。
越飞此行前与列宁与斯大林、托洛茨基交流过，列宁同志的脸色虽然因为刚恢复健康而显得苍白，但是他的声音依旧有力，“中国的战略主方向在南部，我们的战略主方向在西部。何锐是一个非常懂得战略机遇期的领导者，如果在此阶段试图通过讨价还价获取优势，只会让我们浪费掉这个战略机遇期。此时以适当的善意彻底解决边境问题，就可以让我国节省出大量的战略资源。”
斯大林委员觉得让出去的太多，但是在原则上并不反对列宁同志的看法。托洛茨基同志关注的并非领土变更，他希望越飞能够在会面中更多了解中国当下的经济政策。
这个有着一头狮子鬃毛般长发的红军缔造者严肃的提出了他的看法，“中国通过赎买完成土地国有化，却将土地分配，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小农国家。这很难用马克思主义进行解释，我对此非常有兴趣。”
谈完了对边境问题的看法，越飞率直的转达了托洛茨基的问题。何锐本就对托洛茨基没多大兴趣，更没有认真了解过这人的事迹与思想。但这个问题还是要回答的，“我们中国面对一个非常现实的社会问题，就是失业者太多，经济基础被彻底破坏了。分土地的确造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小农国，小农经济无疑是落后的。中国政府选择这个政策的原因在于，对中国现状进行分析与衡量后，以社会稳定为最优先考虑。”
托洛茨基并非是用一种看东方风景的态度考虑中国新政府的经济政策，越飞继续问道：“托洛茨基同志对于这个政策当后续发展非常有兴趣，他想请教何主席在后续发展的设计与看法。”
何锐并没有丝毫隐瞒，将大概的发展思路讲给越飞。苏联方面的两位记录员的笔刷刷点点的写着，努力在会谈结束后，将最完整最准确的记录内容递交给苏共中央。
中方这边的同志心中有些惴惴。把国家发展方向如此坦率的讲给外国，总感觉有些不对劲。而且即便是何锐在文明党中有着极高的威信与领导力，也不是所有同志都完全认同何锐提出的发展方向。
何锐自己并不在意向苏联传播政策与理念。身为穿越者，若是连这样的自信与眼光都没有，未免有些失败。
会谈进行了好久，结束的时候天都晚了。招待越飞的工作自有外交部人员负责，何锐继续自己的工作，浏览着政协会议的当日议题报告。
看到关于迁都事宜，何锐不禁微笑。看得出，南方政协代表对于当下的京城颇有怨念，而且迁都的理由十分充分。地理上，当下京城太偏北，不利于各地前来京城的交通。国家安全上，当下京城距离苏联与日本太近。虽然现在的中国不用害怕外国入侵，但是每一次外国从海上进攻中国的记忆十分深刻。
作为新首都的城市有三个，南京、开封、洛阳。这三座城市都是古都，地理位置又位于各种意义上的‘天下之中’。
何锐正在看，秘书就端了一份套餐进来。青椒炒肉，米饭，紫菜蛋花汤。何锐在吃饭前拿起笔在报告上写道：洛阳地理狭窄，缺乏城市展开空间。南京存在同样问题，还多了水患。开封位于黄河悬河地段，安全问题明显。请求政协对以下建议进行讨论，迁都郑州，直隶河南。
放下笔，何锐拿起筷子吃起来。必须得说，类似于21世纪盖浇饭的晚餐让何锐有种很怀旧的安心感。
10天后，苏共中央召开了一次会议。由越飞同志介绍此次中国之行，苏共委员们对此并不是特别重视。过去几年中，从苏俄到苏联，中苏关系一直很稳定。不少苏共委员都不觉得与中国的关系会出什么大乱子。
在越飞出发前，不少委员提出的质疑，很大程度上是将苏共当下最重要的矛盾，苏联要采取什么样的发展方向与经济路线上的矛盾带到了苏中关系的讨论之中。
最初的时候，越飞的报告让不少委员觉得很无趣。事情如此发展是正常的，不这么发展才是不正常的。
等越飞介绍完这些，有些中央委员们就想着赶紧散会，回去做自己的工作。当然，也有管铁路工作的委员倒是想多赖一会儿时间，管理铁路运输工作只会让一个名声卓着备受好评的同志成为千夫所指万众唾骂的无能恶棍。倒不是这位同志本身有什么变化，只要做了这份工作就注定是这样的下场。
此时，托洛茨基委员敲了敲桌子，其他委员们立刻集中了注意力。在苏共领导人中，托洛茨基有着很大影响力，虽然这些年中他的地位已经相对下降，但苏共委员们还不至于小看托洛茨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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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们，我委托越飞同志向何锐主席提出了一些问题。何锐主席也给与了很有趣的回答。这部分的内容已经准备好了，文件现在就发给大家，由我来讲述这部分对谈。”
托洛茨基说完，秘书就给每一名苏共委员分发了印刷好的访谈对话。托洛茨基亲自讲述起来。
何锐认为中国快速恢复社会稳定后，就将生产力向工业领域引导。关乎国家安全以及产业总体方向的建设，以及相关的交通、运输等基础建设由国家财政承担。在城市等基础建设方面，通过持续的长期建设，拉动民间资产投入。
听到这里，不少苏共委员已经有些被震动到了。列宁同志的新经济政策已经是苏共内部争论的焦点，但不采取这样的政策，又该采取什么样的经济政策，委员们有自己的看法，却没办法提出完整的建设理论思路。
何锐的政策就明显不同，颇有整体的设想。
很快，更大冲击来了。就中国会不会因为市场经济而导致激烈矛盾的问题，何锐给出了他的看法。
‘未来社会公平面对的最大挑战，是劳动者们只能靠劳动获得报酬，而掌握了资本与生产资料的阶层可以获得叠加收益。这就是效率与公平之不可得典型表现……’
托洛茨基此时讲述的口干舌燥，端起一杯水喝了起来。苏共委员们趁此时间快速浏览，但是相当一部分委员觉得自己看了，居然没能看懂。这令他们感到了讶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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