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军的离开，像投入平静湖面的最后一颗石子，涟漪散尽后，张家小院重归了熟悉的日常节奏。只是这日常里，悄然沉淀下了更多的盼头和沉甸甸的、需要为之奋斗的具体目标。
年味儿彻底淡去，春天却还隔着几场未化的春雪。山野依旧是一片灰黄枯寂，但向阳的坡地上，积雪的边缘已开始湿润，裸露出底下深褐色的、仿佛正在苏醒的土地。风里虽然还带着料峭寒意，却也隐隐有了几分柔和的气息。
家里最大的变化，是那股“为未来做准备”的劲儿更足了。父亲和二叔盘算着开春后的农活和木工活计，商量着等雪化尽了，就去把新房那边最后的院墙垒起来，再把屋前那片空地平整出来，留着给建国将来种菜或养鸡。母亲和苏晚晴则开始有意识地积攒东西——品相好的鸡蛋、晒得干透的豆角茄子、省下来的白面……都仔细收好，预备着下半年可能的远行。苏晚晴甚至开始学着用更耐磨的粗布给安安做稍大些的衣裳鞋袜，针脚细密，一针一线都缝进了对未知旅程的期盼与不安。
建国和建党自然是忙得脚不沾地。那批精致的儿童木器在黑市卖出了好价钱，让他们信心大增。建国除了继续画更复杂、更有趣的图纸（他甚至开始尝试设计可以折叠、方便携带的小桌椅），还要抽空去林雪所在的公社，有时是借着还书请教的名义，有时是悄悄送点自家攒的山货或母亲新做的吃食。两人的感情在共同的期待和琐碎的关心中，日益升温。彩礼钱已经备下大半，“三转一响”的票证也在通过各种渠道慢慢攒着。每次见面，林雪的眼睛都亮晶晶的，说起话来也不再像最初那般羞涩，而是多了份“自己人”的亲近和商量事情的认真。
晓岚回学校前，和苏晚晴又长谈了一次。姐姐那句“跟我走”的提议，像一颗定心丸，让她原本因毕业临近而愈发焦灼的心，安稳了许多。她不再像之前那样拼命压缩所有时间只为读书，也开始留意公社或县里偶尔贴出的招工启事，心里有了底，学习反而更从容了些。她知道，无论考不考中专，无论找不找得到“正式”工作，她都不是孤身一人了。这条退路，或者说这条需要姐妹携手走的新路，给了她面对未知的勇气。
我依旧是我，那个看似无忧无虑、实则肩负着“秘密任务”的念念。空间里，被我消耗掉一株老参的地方，又新撒下了几颗从后山寻来的、不知名的草药种子，用灵泉水小心滋养着，为未来可能的需要做储备。家里的水缸、饭锅、汤盆，依旧是我“重点关照”的对象，确保每个家人，尤其是需要哺乳的安安和即将面临毕业压力的晓岚，都能得到最温和持续的滋养。我还“指导”母亲，将空间里一些长得过密、但生机格外旺盛的野菜（比如那繁殖力惊人的“石头菜”嫩苗），混在普通野菜里挖回来，或凉拌或做汤，让全家人在青黄不接的初春，也能多摄入一丝不同寻常的生机。
变化也悄然发生在我自己身上。或许是因为持续运用空间能力，或许是因为年龄渐长（虚岁已七岁），我对周围生命气息的感知越发敏锐。我能隐约“看见”爷爷肺部那团滞涩的阴影又淡了些，母亲常年劳损的腰肌在灵泉的温养下正慢慢恢复弹性，连二叔因为常年弯腰做活而略显僵硬的脊椎，也似乎松动了一点点。最明显的是安安，这个小家伙在灵泉水和母乳的双重滋养下，长得格外结实，眼神灵动，很少哭闹，仿佛天生就带着一股安宁平和的气息，成了全家人的“开心果”和“定心丸”。
外公留下的那五瓶“强身丸”，我没有追问是否按时服用。但我能感觉到，远在京城的他，气息似乎比上次离开时更稳了一些。这让我安心。有些守护，无需言明，只需默默去做，时间自会给出答案。
日子就在这样的忙碌、期盼和无声的滋养中，一天天滑过。冬日的积雪终于在一场淅淅沥沥的、带着暖意的春雨后彻底消融，露出了底下湿润的、深褐色的土地。山涧的溪流涨了起来，哗啦啦的水声格外清脆。向阳的坡地上，最早一批耐寒的野草，顶开了松软的泥土，探出了嫩黄的、怯生生的芽尖。
春天，是真的要来了。
这天傍晚，吃罢晚饭，一家人照例坐在堂屋里闲聊。母亲纳着鞋底，苏晚晴抱着安安轻声哼着歌，父亲和爷爷说着开春种土豆的事，建国建党讨论着新图纸的细节。我趴在窗台上，看着院子里那棵老枣树嶙峋的枝桠，在暮色中沉默着，枝头却已鼓起了一个个米粒大小的、饱满的芽苞。
“爹，娘，”建国忽然开口，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紧张和郑重，“我跟林雪商量了，也托人问了她家里的意思……想赶在春耕大忙前，把订婚的事正式办了。就定在……这个月十八，您看行吗？”
堂屋里静了一瞬，随即，母亲第一个笑起来，连声说：“行！怎么不行！十八好，双日子，吉利！” 父亲和爷爷也笑着点头。苏晚晴抱着安安，柔声道：“恭喜建国哥。”
建党更是起哄：“二哥，到时候可得让林雪嫂子多给我盛碗饭！”
笑声在堂屋里回荡。窗外，最后一线天光隐没在山后，夜幕降临，星星一颗接一颗地亮起来，清澈而明亮，仿佛在遥遥注视着这人间的喜事与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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