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二年的春天来得迟疑而艰难。
往年这个时候，松花江该跑冰排了，岸边的柳树也该抽出嫩黄的芽。但今年三月都快过完，江面依然封着厚重的冰，柳条干巴巴地垂着，看不见一点绿意。土地更是硬得像铁，锄头砸下去只能留下个白印儿。
于凤至站在黑龙江南岸一处高岗上，望着对岸。那里是苏联领土，此时也被一片灰蒙蒙的枯黄覆盖。身后，徐建业低声报告着最新的灾情汇总。
“从二月到现在，从关内逃荒过来的已经超过五千人。热河、辽西本地的流民更多，估计不下两万。”徐建业的语气沉重，“咱们储备的粮食，照这个速度，最多撑到六月。”
“日本人在做什么？”
“征粮。”徐建业吐出两个字，“比往年狠。辽阳、铁岭几个县，征粮队直接进村扒房梁，搜地窖。有抵抗的，当场打死。现在很多村子十室九空，能跑的都跑了。”
于凤至沉默着。她记得这段历史——一九四二年，中原大饥荒。但她没想到，灾荒会蔓延得这么快，这么广。
“还有更糟的。”冯仲云从坡下走上来，手里拿着几张粗糙的传单，“我们在哈尔滨的内线刚送出来的。关东军司令部下了新命令，要在‘匪区’周边实行‘集团部落’政策。”
于凤至接过传单。纸张粗糙，印刷模糊，但日文和中文对照的字句清晰刺眼：
“为彻底断绝匪患与民众之联系，兹决定在指定区域实行归屯并户。所有散居农户，须于十五日内迁入指定之集团部落。逾期不迁者，以通匪论处，房屋田产一概焚毁...”
后面还列着实施细则：每个“部落”方圆不得超过五百米，四周挖深壕、筑高墙，设岗楼哨卡；居民出入需持“良民证”，每日日落即闭门，严禁夜出；粮食集中储存，按人头定量配给...
“这是要把老百姓圈起来。”冯仲云的声音发颤，“像圈牲口一样。”
于凤至把传单折好，收进怀里。她望着远处荒芜的田野，那些本该在春耕的土地，现在空荡荡的。风卷起地上的干土，扬起一片黄尘。
“通知各军师长，三天后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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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在小兴安岭深处一座废弃的木刻楞房子里举行。屋里挤了二十多人，窗户用毛毡堵得严严实实，只留一盏马灯挂在梁上，光线昏暗。
于凤至没有绕弯子，直接把那份传单摊在木桌上。
“鬼子的新花样，叫‘集团部落’，咱们老百姓叫它‘人圈’。他们要干什么？要把老百姓从咱们身边夺走，关进笼子里。没了老百姓，咱们就是无根的草，鬼子想怎么剿就怎么剿。”
赵永胜一拳砸在桌上：“那就打！趁他们还没建起来，全给他掀了！”
“打不完。”王栓柱拄着拐杖，声音沙哑，“你掀一个，他建两个。咱们有多少兵？鬼子有多少人？”
陈望闷声说：“那就让老百姓别搬。咱们护着！”
“护得住一时，护不住一世。”于凤至摇头，“鬼子说了，不搬就烧房杀人。老百姓的命捏在他们手里。”
屋里沉默了。马灯的火苗晃动着，把每个人的影子投在粗糙的墙壁上，扭曲而巨大。
“那怎么办？”第三军师长陈翰章打破沉默，“总不能眼睁睁看着老百姓被关进去。”
于凤至站起身，走到墙边挂着的地图前。那是整个东北的详图，上面用红蓝铅笔标注着密密麻麻的符号。
“我的想法是：第一步，让；第二步，进；第三步，破。”
她拿起一支红铅笔，在地图上画了个圈：“‘让’，是让出一些边缘地区。鬼子要建‘部落’，咱们不硬拦。让他们建，让他们把老百姓圈进去。”
笔尖移动，在圈外又画了一个更大的圈：“‘进’，是咱们的人也要进去。伪保长、甲长、甚至‘部落’里的管事、伙夫，能安排进去多少就安排多少。白天他们是‘良民’，夜里，他们是咱们的眼睛、耳朵。”
最后，铅笔在圈中心狠狠一点：“‘破’，是从内部破。等时机成熟，一声令下，这些‘部落’从里面乱起来。岗楼怎么守？壕沟怎么过？里面全是咱们的人，还怕打不开门？”
屋里的人眼睛渐渐亮起来。
“但这需要时间。”徐建业谨慎地说，“安排人进去，取得信任，摸清情况...没有三五个月下不来。”
“还要粮食。”冯仲云补充，“‘部落’里粮食集中管制，咱们的人进去了，也得挨饿。”
“所以现在最要紧两件事。”于凤至放下铅笔，“第一，抢在‘部落’建完之前，尽可能多地在外面藏粮。地窖、山洞、坟圈子...能藏的地方都藏。第二，选拔最可靠的人，准备‘入圈’。”
她环视众人：“各军政治部立即行动，每个师至少要准备五十名这样的同志。他们要能吃苦，会装样，最重要的是——心里有盏灯，再黑也灭不了。”
命令连夜传达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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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初，第一批“集团部落”在哈尔滨外围动工了。
日军驱赶着上万民工，在选定的地点挖壕沟、夯土墙。壕沟深两丈，宽三丈，挖出来的土就堆在沟内侧，形成一道陡峭的土墙。墙头上拉铁丝网，四角建三层高的炮楼。整个“部落”只有一个门，日夜有兵把守。
老百姓被赶着搬家。房子拆不掉的就烧，牲畜带不走的就杀。有老人舍不得祖屋，跪在地上哭求，被日军用枪托砸倒，拖到一边。哭声、骂声、房屋倒塌的轰响混成一片。
抗联的部队在远处山上看着，牙齿咬得咯咯响，但于凤至严令：不许出击。
“现在出去，正好中了鬼子的计。”她在给各军的命令里写道，“他们巴不得咱们去救，好一网打尽。忍住，记住这些账，将来一笔一笔算。”
但有些事，忍不住。
四月七日，方正县。
日军一个中队驱赶着三百多饥民，向第三军的一处秘密营地逼近。饥民被赶在最前面，多是老弱妇孺，蹒跚在没膝的雪地里。日军躲在后面，用刺刀逼着他们往前走。
“师长！鬼子这是拿人当盾牌！”阵地上的连长急红了眼，“打不打？”
赵尚志放下望远镜，脸色铁青。打，子弹先穿过老百姓的身体；不打，鬼子跟着饥民冲上来，整个营地都得完。
他盯着那些蹒跚的人影，突然问：“咱们还有多少粮食？”
“省着吃，够全师吃半个月。”
“拿出来。”赵尚志说，“拿出三天的量，在二道沟设个粥棚。”
连长愣了：“师长，那咱们...”
“照做。”赵尚志转身，开始脱军装，“再找些老百姓衣服给我。”
一个小时后，二道沟山坳里支起了三口大锅。小米粥的香气在寒冷的空气里飘散。几十个“老乡”——都是第三师侦察连的战士扮的——正在分粥。
饥民队伍走近时，有人看到了粥棚，闻到了米香。队伍开始骚动，有人想往这边跑，被日军用枪托砸回来。
扮成老农的赵尚志颤巍巍地走过去，对着日军军官鞠躬：“太君，行行好，让这些人喝口热粥吧。这大冷天的...”
军官狐疑地看着他，又看看粥棚：“你的，什么人？”
“俺是这屯子的，听说有过路的，煮点粥积德...”赵尚志陪着笑，从怀里摸出几块银元，“太君辛苦，一点心意...”
军官接过银元，掂了掂，又看看那些快撑不住的饥民，终于挥挥手：“十分钟！”
饥民涌向粥棚。战士们迅速分粥，同时低声传递消息：“喝完往东走，进林子...有人接应...”
十分钟很快过去。日军军官吆喝着重新整队，但喝了粥、暖了身子的饥民，脚步却故意慢下来。队伍拉得老长，拖拖拉拉。
走到一处狭窄的山口时，前方突然响起枪声——不是朝人打的，是对天鸣枪。饥民顿时“大乱”，哭喊着四散奔逃。日军想控制局面，但人群已经冲散了他们的队形。
就在这当口，两侧山林里枪声大作。第三师的伏兵开火了，专打日军的军官和机枪手。战斗只持续了二十分钟，日军丢下三十多具尸体撤退，饥民却大多趁乱逃进了深山。
事后清点，三百多饥民，跑了一百七十多人，都被第三师的接应部队带回了根据地。剩下的，有些实在跑不动，有些不敢跑，还是被日军赶进了正在修建的“部落”。
赵尚志回到营地，第一件事是清点粮食消耗。
“用了四百斤小米，还有...”后勤处长声音越来越小。
“说。”
“还有两个战士牺牲了。”处长低下头，“为了掩护饥民撤退，引开鬼子...”
赵尚志沉默了很久，最后只说了一句：“粮食用了再筹，人没了...就没了。告诉同志们，仗要打，但命也要惜着。”
消息传到指挥部，于凤至在作战日志上写下：“四月七日，第三师赵尚志部于方正县实施‘人道陷阱’，解救饥民一百七十三人，歼敌三十余。我牺牲二人。此战确立新则：保民第一，歼敌第二。”
她合上日志，望向窗外。荒芜的田野上，几个农民正佝偻着身子，在干硬的土地上刨着，试图种下点什么。
春天终究会来，哪怕再迟。而在这片土地上，人与人的战争，人与天的战争，还在继续。
更残酷的，还在后头。
她接到最新情报：关东军司令部已经批准“特别肃正计划”，调集五个师团，准备对抗联根据地实施“总体战”。而“集团部落”，只是这个计划的第一步。
真正的铁网，正在收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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