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鼎这番看似为福王请命、实则暗藏机锋的言论，如同一石激起千层浪，瞬间改变了朝堂上刚刚达成的微妙平衡。朱一凡的震怒和孙承宗的求情，更是将这场戏推向了高潮。
就在众臣以为皇帝会严惩周鼎，将这股“歪风”打压下去之时，朱一凡却顺着孙承宗递来的台阶，话锋一转，表现出一种被“说动”但又谨慎的姿态。
他将皮球踢给了内阁和礼部，要求他们商议一个“可行之策”。
这看似是拖延和妥协，实则是朱一凡精心策划的第二步。
他深知，直接下令开放宗室的限制，等文官们反应过来后肯定会引来剧烈反弹，但若是让宗室们自己看到“好处”，主动要求“改革”，那阻力就会小得多。
周鼎的提议，在朱一凡和孙承宗的精密配合下，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诱饵。
很快，消息如同长了翅膀般飞出京城，迅速传遍各地藩王府，以及那些贫穷的连饭都吃不饱的落魄宗室们。
起初，藩王们对福王“自毁长城”的行为唾骂不已，对朝廷可能的进一步索求恐惧万分。
但当他们听说朝廷竟然在“考虑”放宽经商的限制，以换取福王（以及可能效仿者）持续纳税时，他们的心态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恐惧逐渐被贪婪所取代。
这些被圈禁在封地的龙子龙孙，空有尊贵的身份和庞大的庄园，但却缺乏将资产快速增值的合法渠道。
虽然他们也都私下经营着一些产业，但这样的经营毕竟名不正，言不顺，也不合法，担负的风险太大。
为了经商他们不仅要偷偷摸摸，还会常常被地方官员拿住把柄，层层盘剥，虽然看起来风光无限，但实际所获利润大半都被那些贪官们给搜刮走了。
而若能获得合法经商的权力，凭借他们的资本和政治特权，将再无外地的贪官们敢对他们进行勒索，这无疑将是一条攫取巨额财富的康庄大道。
缴纳三成赋税？虽然肉痛，但与可能获得的暴利相比，似乎也不是不能接受！
于是，一场奇妙的逆转发生了。
之前还对对朝廷沉默以对的藩王们，此刻仿佛忘记了之前的恐惧和愤怒，纷纷行动起来。
他们或是亲自上疏，或是通过朝中的代言人发声，口径出奇地一致：
“福王忠孝，其情可悯，若因捐输导致奉养母亲有困难，实非朝廷仁孝之本意。”
“陛下圣明，若能体恤宗室，略开商禁，使宗室能自谋生路，既可减轻国库负担，又能使宗室安享富贵，实为德政！”
“恳请陛下恩准福王所请，并推而广之，使天下宗室皆感念天恩！”
一时间，要求放开宗室经商的奏疏如雪片般飞向京城。
不过他们只提开放商禁，而绝口不提捐输家产和缴纳三成赋税事情，朱一凡也只是当做看不见而已。
藩王们为了自身的利益，毫不犹豫地加入了推动“改革”的行列，甚至比朱一凡预想的还要积极。
他们联合起来向朝廷施压，形成了一股不容忽视的舆论力量，哪怕文官们想要反抗，可是在面对盘踞在各地藩王们的时候也不免心虚。
似乎朱一凡若不答应，就成了刻薄寡恩、阻碍宗室自强的昏君。
然而，朱一凡的布局远未结束。
就在藩王们为可能到来的“商机”而兴奋不已时，另一股更庞大、也更悲愤的力量，被巧妙地引导和串联起来。
那就是数以万计的底层宗室——那些远离权力核心，连俸禄都常年被拖欠，生活困顿不堪的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中尉乃至庶宗们。
他们的爵位被代代递降，很多早已与平民无异，甚至还不如富裕的平民，但是却依然被祖制束缚，不能科举，不能务农，不能经商，不能参军，只能像寄生虫一样等待着那永远也等不到的微薄禄米，在贫困线上挣扎。
在王体乾和杨涟的暗中组织和鼓励下，一份份来自全国各地，由数万名底层宗室联名而书写的“万言书”被快马送抵京师，在又一次早朝上被当众呈上。
这些万言书字字泣血，控诉了宗室制度的腐朽与不公，陈述了他们无以为生的悲惨境况。然后，他们提出了比藩王们更激进、也更彻底的要求：
“伏乞陛下天恩，念在同为太祖血脉，准予我等旁支庶宗，开放所有民生之业！允我等科举入仕，凭才学报效国家；允我等耕种田地，自食其力；允我等经营商铺，缴纳国税；允我等投军入伍，卫我大明疆土！若蒙恩准，我等愿将劳作、经营、俸禄所得之三成，心甘情愿上缴国库，绝无怨言！只求陛下给条活路，使我等不至于辱没祖宗，饿死沟壑！”
这份来自宗室内部最底层的呐喊，其震撼力远超藩王们的奏疏。
它彻底撕开了大明宗室制度温情脉脉的面纱，将其残酷的内核暴露无遗。
朝堂之上，鸦雀无声。
所有人都明白，这件事的性质已经变了。
面对底层宗室的强烈要求，哪怕文官们已经意识到了这是一定是一个极大的阴谋，一定是有人在暗中串连，可是他们也无力去反抗。
其实问题的关键的还是要看文官们愿不愿意拿出钱来继续奉养宗室了。
如果他们反对，那皇上就会找他们要钱来奉养宗室；而他们又确实不愿意拿钱，可是没有钱，又不允许宗室自救，那底层宗室们就只能活活饿死。
更关键的是在底层宗室强烈的呼吁下，如果强行反对就意味着同所有宗室对立，而宗室可是有特权的啊！
哪怕自己在路上被随意的一个宗室成员打死，皇帝也最多不过是以命抵命而已，绝不会株连九族的。
还有就是皇上的态度始终暧昧不明，甚至很有可能还是持支持的态度。
藩王们要求的是“特权经商”，是锦上添花；
而这些底层宗室要求的则是“生存权利”，是雪中求炭。
前者还可以讨论限制和范围，后者则直接动摇了“宗室不农不工不商不仕”的祖制根基！
支持放开底层宗室限制，就是违背祖制；反对，就是见死不救，逼反宗亲。
而且，底层宗室愿意同样缴纳三成赋税，这与福王和藩王们提出的条件何其相似，却显得更加悲壮和合理。
朱一凡高踞御座，看着下方神色各异的群臣，又看了看手中那份沉甸甸的血书，知道火候已到。
他将厚厚的一叠血书缓缓放下，目光扫过全场，最后落在以孙承宗为首的内阁成员身上，沉声问道：
“福王与诸藩，欲经商以全孝道、输国用；数万宗室，欲求生以全性命、报朝廷。诸卿，事已至此，祖制与民生，国用与宗亲，当如何权衡，方可两全？”
这个问题，重重地砸在了每一个朝臣的心上。
其实百官们也都知道，宗室对财政的压力是极其巨大的，而且早晚也都会压垮大明，或许这也是一个机会解决掉宗室问题的机会。
当然也有许多固守祖制的人依然非常强硬的坚持着，不让改革。
一场关于大明宗室命运，乃至整个社会结构的大辩论，即将在这泰昌元年的冬末，激烈展开。而朱一凡，这个来自未来的灵魂，正稳稳地坐在风暴眼中，引导着这场必将载入史册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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