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初，仰城楚府书房里，楚阳将一杯热茶推到杨金秀面前，避开所有侍从，说出了这场秘密行动的核心指令：“金秀，我以兴南军委会主任和你丈夫的双重身份，给你一个绝密任务——立即组建团队，去科威特、澳洲，记住两个原则：只租地、只勘探，绝不暴露真实意图，更不能让英美察觉我们的动作。”
这番话没有官样文章，却带着破釜沉舟的决心。作为夫妻，他们深知彼此的默契——楚阳负责全局决策，杨金秀则以军调局为利刃，执行这场不能见光的任务。“这件事只有你我知道，连内阁成员都不能透露半个字。”楚阳握住她的手，目光坚定，“兴南的未来，就压在你选的人、办的事上。”
杨金秀没有丝毫犹豫。次日一早，她便以“军调局专项行动”的名义，从全局特工中筛选精英，成立“海外资源秘密行动组”。筛选标准近乎苛刻：不仅要精通外语、掌握地质勘探技术，更要能在异国他乡“演活”假身份，甚至要有“把谎言织成密网”的心理素质。最终，李伟与张勇这两位风格迥异却同样顶尖的特工，出现在了行动名单的顶端。
档案里的两人履历，被杨金秀反复翻阅。30岁的李伟，慕尼黑大学地质学博士出身，精通德语与阿拉伯语，曾以传教士身份在中东沙漠游走两年，熟悉部落规矩；32岁的张勇，矿工家庭出身，对矿石有着本能的敏感，早年在澳洲牧场与矿场摸爬滚打，一口流利的英语里还带着地道的澳洲俚语。“一个懂中东的‘文’，一个懂澳洲的‘实’，正好互补。”杨金秀在两人的档案上画了圈，一场跨越万里的秘密行动，就此敲定人选。
1932年11月7日，军调局顶层密室，杨金秀分别单独召见李伟与张勇。这里没有窗户，只有一扇厚重的钢板门，门外三重岗哨确保任何声音都不会泄露。她没有多余的寒暄，直接将文件推到面前，语气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这是你的任务，也是楚主任亲自交代的底线——只许成功，不许暴露。”
“李伟，你带十个人去科威特，以‘考古’或‘农业开发’的名义租下南部部落2000平方公里土地，核心任务是秘密勘探石油，绝不能碰英国人的利益红线。”杨金秀的手指点在科威特地图上，
“张勇，你去澳洲皮尔巴拉，伪装成‘华侨农场主’买下3000平方公里土地，专注勘探铁矿，记住，你的身份是‘只想赚钱的商人’，对矿产要装作一无所知。”
她从抽屉里取出个密封的牛皮公文包，锁扣上刻着军调局专属的暗纹：“里面是你的新身份档案——出生证明、学历、经商记录，每一份都经得起最严格的核查；各50万兴南元启动资金，换成了英镑和当地货币；还有加密电报本和微型电台零件，紧急情况用4725千赫联系总部。”
杨金秀停顿片刻，“主任说了，安全第一，保密至上。哪怕勘探一无所获，也要活着回来。
走出军调局时，夜色已浓，仰城的街道上只有零星的煤油灯亮着。没有回家，径直走向码头，登上了邮轮。一人奔赴沙漠，一人深入红土，执行这场由主任夫妇共同布下的“资源暗棋”。
1933年2月，科威特南部的沙漠边缘，一支由十辆老旧福特卡车组成的车队缓缓驶入哈立德部落的视线。车身上“新加坡东方考古研究所”的白色字样，在黄沙中格外显眼——这是李伟带领的“考古队”，也是杨金秀按楚阳指令，为石油勘探披上的“保护色”。
李伟化名“李教授”，身着改良的阿拉伯长袍，头巾遮住了大半张脸，只露出一双温和却警惕的眼睛。队员们则各司其职：“大学实习生”小王背着画板，“摄影师”老陈扛着相机，“厨师”老刘提着巨大的铁锅——没人知道，画板夹层里藏着地质罗盘，相机镜头下装着微型测距仪，铁锅的三层夹层里，是加密电台的电池与备用密码本。
“这里是英国石油公司的地盘，每一粒沙子都可能藏着他们的眼睛。”李伟坐在领头的卡车里，通过对讲机向队员们叮嘱，“从现在起，我们就是真正的考古队，说话、做事都要‘入戏’，哪怕一个眼神都不能错。”
车队抵达哈立德部落边界时，部落卫兵骑着骆驼拦住了去路。李伟下车，脸上堆起温和的笑容，用流利的阿拉伯语说道：“尊敬的卫兵，我是新加坡来的考古学家，专程来寻找古巴比伦时期的遗迹，希望能拜见酋长。”他示意队员搬下提前准备的厚礼——200袋大米、10支步枪，“这些是给部落的小小心意，步枪是为了守护你们的牧场。”
卫兵将信将疑地通报，半个时辰后才放行。走进部落营地，李伟一眼就看出了酋长的顾虑——帐篷里的英国香烟、桌上的欧洲瓷器，都说明英国石油公司早已来过。果然，酋长落座后开门见山：“英国人也想租这片土地，他们要找石油，你们呢？”
“我们只对文物感兴趣。”李伟从容应对，从公文包里掏出一本泛黄的“古籍”——实则是兴南专家伪造的两河文明文献，“根据记载，您的土地上有古巴比伦贸易驿站的遗迹，我想租2000平方公里，每年支付租金，不会破坏牧场，还能给部落带来粮食和药品。”
酋长盯着李伟的眼睛，试图找到谎言的痕迹。李伟看出了他的犹豫，主动提议：“明天我带队员做一次示范挖掘，让您看看我们真正要找的东西。”
次日清晨，“考古队”在部落附近的沙丘上“开工”。队员们拿着铁铲、毛刷，小心翼翼地“挖掘”，小王突然惊呼：“教授！这里有碎片！”李伟立刻跑过去，用毛刷轻轻拂去沙子，露出几片带着楔形文字的“陶罐碎片”——这些是从新加坡带来的仿制品，却足以以假乱真。
“您看，这是古巴比伦的文物！”李伟将碎片递给酋长，语气激动，“它们对研究人类文明至关重要，我们绝不会像英国人那样，破坏您的土地。”
酋长被彻底说服。1933年3月，在瑞士中介的见证下，李伟以“新加坡东方考古研究所”的名义，与酋长签订《99年土地租约》。租约上白纸黑字写着“用途：考古研究与农业开发”，绝口不提“石油”二字——这份合同，是杨金秀反复斟酌后拟定的，每一个条款都为“只勘探、不开发”埋下伏笔。
租约签订后，“考古队”在沙漠里搭建了营地。围起的“考古重地”，实则是勘探设备的藏身之所：“文物修复室”里堆着石油勘探仪的零件，“资料室”的书架后藏着钻井工具，“宿舍”的床板下是加密电台。白天，队员们在烈日下“挖掘”，把沙子从东堆到西，再从西堆到东，还特意建了“文物展示棚”，摆放着从新加坡带来的仿制品；夜晚，当部落的灯火熄灭，他们才悄悄组装设备，在寒风中开始真正的勘探。
沙漠的艰苦远超想象。白天气温高达45c，沙子烫得能烤熟鸡蛋，队员们的皮肤被晒得脱皮，汗水浸透的长袍结出盐霜；夜晚气温骤降至5c，寒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他们裹着单薄的毛毯，守在勘探仪旁，眼睛不敢离开屏幕分毫。淡水每天只有五十升，既要饮用，还要冷却设备，队员们洗脸只能用湿巾，甚至连做饭的水都要反复过滤。
最危险的是英国间谍的窥探。1933年7月，两名英国间谍骑着骆驼来到营地，声称“考察考古进展”。当时队员们正在组装勘探仪，听到哨兵通报，李伟立即下令：“快，把设备藏进文物箱，小王拿碎片，老陈泡茶！”
短短三分钟，营地恢复了“考古队”的模样。李伟热情地领着间谍参观“文物展示棚”，故意露出沮丧的神情：“我们挖了四个月，只找到这些碎片，可能要空手而归了。”他还拿出伪造的“研究笔记”，上面密密麻麻记着考古数据，成功骗过了间谍。
就这样，“考古队”在沙漠里坚守了一年。1934年9月，李伟通过加密电台给杨金秀发报：“初步探测有异常，请求精密设备支援。”杨金秀接到电报后，立即按楚阳的指示，从兴南国立大学抽调两名地质专家，伪装成“考古实习生”，带着设备经瑞士中转，秘密抵达科威特——这场由总统夫妇遥控的暗战，正在沙漠深处悄然推进。
就在李伟的“考古队”在沙漠中艰难勘探时，张勇的“农场主”身份，也在澳洲皮尔巴拉的红土高原上站稳了脚跟。1933年5月，他化名“张富贵”，带着伪造的“新加坡华侨商人”身份，乘坐邮轮抵达珀斯。行李里的农场经营手册、50万英镑“财富证明”，都是杨金秀团队精心伪造的“道具”，只为掩盖他寻找铁矿的真实目的。
皮尔巴拉地区当时还是一片荒凉的红土高原，人口稀少，只有原住民和少数牧场主散落居住。英国必和必拓公司早已在这里勘探过，知道地下可能藏着铁矿，只是因交通不便暂未开发——这正是楚阳选中这里的原因：“英国人暂时看不上的地方，正好成我们的突破口。”
张勇的目标是皮尔巴拉中部3000平方公里的土地，所有者是当地牧场主史密斯。为了接近他，张勇特意在珀斯的酒吧“偶遇”史密斯，假装对农场经营一窍不通，围着他请教牧草种植、牛羊养殖的问题。“张老板（史密斯对张勇的称呼），你这东方人怎么对种地都感兴趣？”史密斯疑惑地问。“种地，可能是刻在我们谷子里的基因，哪怕你的庄园里有一块花园，我们东方人第一个想到的是这里应该种多少菜。而不是和你们一样考虑花园该种哪些花。”张勇笑着递上雪茄回答。
接下来的三个月，张勇天天约史密斯喝酒、打猎，还请他吃中餐，慢慢拉近关系。“他装作一个只想靠农场赚钱的外行，经常向我抱怨‘澳洲的土地不好搞’，让我觉得他很实在。”史密斯后来回忆，完全没察觉这个“东方朋友”的真实意图。
1933年8月，张勇觉得时机成熟，向史密斯提出买地：“你皮尔巴拉那片3000平方公里的地，我想盘下来种小麦和棉花，价格好商量。”史密斯犹豫了——他知道那片地可能有铁矿，想等英国公司来收购。张勇看出了他的心思，直接提高报价：“10万英镑现金，再加5%的农场收益分成。我知道地偏，但我有信心把它变成好农场。”
为了彻底打消史密斯的顾虑，张勇按杨金秀的安排，邀请他去新加坡“考察”。在新加坡，杨金秀早已布置好“戏份”：张勇带着史密斯参观“自己的”商铺和小型农场，账面上的流水、农场的收成，都显得“生意兴隆”。“史密斯看到我在新加坡的产业，彻底放心了，觉得我真的是个有实力的农场主。”张勇后来对队员说。
1934年1月，张勇与史密斯在珀斯签订《土地买卖合同》。合同上明确写着“用途：农业种植”，这是楚阳特意叮嘱的“欲盖弥彰”，用看似“避嫌”的条款，彻底麻痹英国方面。
土地到手后，张勇立即组建“农场考察队”，队员都是军调局特工：“农场工人”负责勘探设备搬运，“农技员”是地质专业特工，“厨师”则兼管加密电台。他们真的种了500亩小麦和棉花，绿油油的庄稼成了最好的“伪装”——白天，队员们在田里除草、灌溉，和附近的牧场主打招呼；夜晚，当红土高原陷入寂静，他们便扛起磁法勘探仪，钻进茫茫夜色。
皮尔巴拉的条件比沙漠更显凶险。干旱少雨，他们要靠抽水机从几十公里外引水灌溉；白天紫外线强，队员们的皮肤晒得黝黑，甚至脱皮；夜晚，野狗、毒蛇在草原上游荡，外出勘探必须随身携带枪支。有一次，队员小李在探测时遇到一条剧毒的 taipan 蛇，幸好反应快，开枪将其击毙，“现在想起来还后怕，这里的危险不仅来自人，还有大自然。”
英国必和必拓的勘探队是最大的威胁。1934年夏，一支英国勘探队来到农场“借水”，张勇热情地招待他们，让队员们假装在地里忙碌，悄悄把勘探设备藏进谷仓。“他们问我这土地的土壤怎么样，我故意抱怨‘只能种点小麦，收成差，买亏了’，还请他们喝啤酒，聊农场的烦心事。”张勇回忆，“他们觉得我就是个倒霉的商人，根本没怀疑我们在找铁矿。”
夜晚的勘探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张勇将3000平方公里土地分成5个区域，每组负责600平方公里，用磁法勘探仪进行网格化探测，每1公里设一个点，记录磁场异常数据。队员们背着设备在红土上跋涉，深一脚浅一脚，回到农场时往往已是凌晨，鞋子里灌满了红土。
1934年冬，转机终于出现。张勇带领的小组在一片红土坡上，探测到强烈的磁场异常。他立即带着两名地质特工，用洛阳铲钻探——当钻到50米深时，带出的土壤里混着黑色矿石，在月光下泛着金属光泽。“是赤铁矿！品位至少65%！”负责检测的特工激动得声音发抖。张勇按住他的肩膀，压低声音：“别声张，这是主任要的‘红色宝藏’，绝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接下来的半年，他们用钻探机打出100多个探孔，最终确认铁矿储量高达55亿吨，品位大多在60%以上——这是世界上罕见的富铁矿，足以支撑兴南未来几十年的工业发展。1935年9月，张勇将详细的勘探报告加密后，分成五份，通过不同渠道秘密送回仰光，交到杨金秀手中。
1935年10月的仰光，军调局总部的密室里，杨金秀将两份沉甸甸的报告放在楚阳面前——左边是李伟送来的科威特石油报告，右边是张勇带回的澳洲铁矿报告，纸张上还带着沙漠的沙尘与红土的印记。
“科威特52亿桶石油，油质轻、杂质少；澳洲55亿吨铁矿，品位60%以上，都是顶级资源。”杨金秀的声音里难掩激动，“我们的人做到了，三年时间，没暴露身份，还拿到了这么详实的勘探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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