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8月的果敢，暑气尚未消退，楚氏庄园地下密室的石壁却透着沁骨的凉意。这间由楚阳亲自设计的密室，四壁嵌入了隔音铅板，唯一的通风口藏在书架最顶层的《孙子兵法》背后，连煤油灯都裹着磨砂灯罩，避免光线外泄。此刻，统调局行动处负责人楚伟正躬着身，将三份边角烫金、盖着“铁血密令”朱红印章的文件，轻轻放在楚阳面前的紫檀木桌上。文件纸张是从德国进口的防渗水纸，墨迹用特制的朱砂墨书写，即便遇水也不会晕染——这是统调局最高级别的保密文件规格。
“12名‘影子骨干’已在镇南训练营集结完毕。”楚伟的声音压得极低，几乎贴着桌面，“都是服役五年以上的退役老兵，其中8人有缅甸、印度潜伏经历，缅语、掸语、印地语能做到母语级交流，3人曾在德国接受情报训练，剩下1人是彝族，精通山地追踪与密码传递。每个人都通过了内务调查处的三重忠诚度测试，包括‘假情报泄露’‘模拟被俘’考核，全部满分。”
楚阳指尖轻轻拂过文件上“目标区域：印缅”的字样，指甲修剪得干净利落，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力度。他抬眼时，眼底的冷冽像极了镇南冬日的寒江：“给他们配备最好的装备——德国造无声手枪、微型加密电报机、可溶解的氰化物胶囊，每人携带2万银元的专项经费，不够随时从南洋分号秘密调拨。记住，三个月内，我要看到缅甸的殖民统治出现裂缝，印度的反英情绪烧起来。最重要的一条，”他顿了顿，指尖重重敲在“隐蔽”二字上，“全程用‘本地身份’行动，绝不留下任何与缅北、与楚氏相关的痕迹，哪怕是一张纸片、一个脚印。”
楚伟点头应下，从怀中掏出一个巴掌大的牛皮手册，翻开泛黄的纸页：“每个人的伪装身份都已备好——潜入缅甸的4人，身份是‘云南破产商贩’，带着楚记货栈的棉布样品和伪造的贸易账本；去印度的5人，是‘孟加拉逃难劳工’，证件由统调局欧洲区分站从英国殖民当局档案库复刻；留守监控的3人，伪装成‘缅北马帮伙计’，负责边境情报中转。所有身份信息都经过‘三重验证’，连早年的纳税记录、家族关系都做了完整的伪造链条。”
当天深夜，月黑风高，12名特工分三路出发。前往缅甸的特工楚山，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短褂，肩上搭着装满棉布样品的褡裢，混在前往掸邦的马帮队伍里，腰间的无声手枪被油纸裹了三层，藏在褡裢最底层；偷渡印度的卡尔，脸上抹了层灰，穿着打补丁的粗布劳工服，挤在开往加尔各答的货轮底舱，怀里的加密电报机伪装成了修理工具；留守监控的楚峰，则牵着两匹驮着“茶叶”的骡马，慢悠悠走向曼德勒北部的边境关卡——骡马背上的茶叶箱里，藏着微型望远镜和监测设备。三支队伍如同三滴墨，悄无声息地融入了夜色，一场搅动印缅的隐秘行动，就此拉开序幕。
缅甸中部的掸邦丛林，雨像断了线的珠子，砸在茂密的柚木树叶上，发出“沙沙”的声响。泥泞的山道上，特工楚山正用掸语与一群背着猎枪的掸族青年交谈，他的掸语带着地道的掸邦南部口音，连尾音的转调都模仿得丝毫不差——这是他1924年在掸邦潜伏时，跟着当地土司的管家学了整整一年的成果。
楚山的伪装身份是“云南来的茶商”，因生意破产，转而“同情反殖民事业”。他身上的蓝布褂子沾了泥点，褡裢里的棉布样品有些受潮，看起来狼狈又真实。此刻，他正对着掸族首领昂拉叹气：“英国人不仅抢我们的生意，还逼我们交重税，我在云南的铺子就是被他们逼垮的。听说昂拉首领是个讲义气的人，特意来投奔，想为反殖民出点力。”
昂拉约莫四十岁，脸上刻着几道深浅不一的伤疤，那是三年前反抗英军征税时留下的。他的弟弟在那场冲突中被英军打死，妻子被英军士兵侮辱后跳了河，此刻听到“反殖民”三个字，握着猎枪的手不自觉地收紧，指节泛白。“你能给我们什么？”昂拉的声音沙哑，带着警惕。
楚山没有绕弯子，从褡裢底层摸出一个油布包，层层打开，露出5000块银元——银元用楚氏造币厂的专用油纸包裹，上面印着极小的“楚记”暗纹，只有统调局内部人才认得。他又从另一个包裹里拿出10支毛瑟98k步枪，枪身擦得锃亮，枪口用红布裹着：“这些是第一批物资，只要你能召集50个敢跟英国人拼命的可靠兄弟，下个月我再带10支步枪、2万发子弹来。如果行动顺利，迫击炮、机枪都能弄到。”
昂拉的眼睛红了。他盯着银元与步枪，沉默了半晌，突然一拳砸在身边的树干上：“三天后，你来这里，我给你凑齐50个人。”
三天后的清晨，50名掸族青年聚集在丛林的空地上。他们中有失去亲人的农民，有被英军抢走土地的土司子弟，还有从英军逃出来的印度籍士兵。每个人都背着简陋的武器——有的是猎枪，有的是砍刀，还有的拿着削尖的木棍。楚山给这支队伍取了个名字叫“孔雀队”——孔雀是掸族的图腾，既能赢得当地人的认同，又不会暴露真实背景。
他没有急于教战术，而是每天晚上在篝火旁，给队员们讲“镇南老兵抗英”的故事——当然，他把“缅北自卫军”换成了“云南反英武装”：“1915年，英国人想占我们的矿山，几百个云南兄弟拿着土枪，在山坳里埋伏了三天三夜，硬是把英军的一个连打退了。不是我们打不过，是我们没找到团结的法子。”他还拿出随身携带的《缅甸殖民压迫史》手抄本，用掸语念给队员们听——那是统调局情报科专门编写的，里面记录了英军抢占土地、搜刮粮食的真实案例，念到“1927年掸邦大旱，英军依旧强征粮食，饿死上千人”时，不少队员红了眼眶，握着武器的手更紧了。
一周后，楚山觉得时机成熟，策划了第一场行动——突袭英军设在掸邦南部的税卡。这个税卡有3名英军士兵驻守，负责征收当地的“橡胶税”，每年都有不少村民因交不起税被殴打、关押。楚山提前带着队员们在税卡附近的丛林里埋伏了两天，摸清了英军的换岗时间、巡逻路线，甚至记住了每个士兵的习惯——那个金发的下士喜欢在中午坐在树荫下抽烟，另一个瘦高个士兵总爱靠在门框上擦枪。
行动当天中午，金发下士刚点上烟，楚山吹了一声清脆的鸟哨——这是约定的信号。50名队员分成三组，一组从正面吸引注意力，一组绕到税卡后方切断退路，楚山则带着枪法最好的3名队员，瞄准英军士兵的要害。“砰！”楚山的无声手枪先响，金发下士应声倒地，另外两名英军士兵还没反应过来，就被密集的子弹击中。
行动结束后，楚山让队员们把英军的尸体拖到税卡门口，用掸语在木板上写下“英国人滚出掸邦”，再把税卡里的粮食、布匹全部搬出来，分给附近的村民。消息像长了翅膀，短短三天就传遍了周边十几个村寨，每天都有村民带着干粮、武器来投奔“孔雀队”，一周后，队伍规模就扩大到了300人。楚山趁机筛选出30名年轻力壮的，组成“核心小队”，开始教授“丛林伏击”“暗号传递”等战术，为后续行动做准备。
与此同时，缅甸南部的克伦族聚居区，特工楚厉正带着80名当地青年在雨林里训练。楚厉曾是楚氏自卫军猛虎师的狙击手，在1923年噶弄山战役中，曾在500米外击毙英军12名军官，右眼下方的一道疤痕，就是当时被英军流弹擦伤留下的。此刻，他穿着克伦族的黑色短衫，手里拿着一根树枝，在泥地上画着简易的战术图：“英军的巡逻队每天下午3点会经过这条小路，他们的队形很散，通常是1名军官带队，4名士兵跟在后面，间距大约5米。我们分成5个小组，每组8人，2组负责左翼，2组负责右翼，1组埋伏在路尽头，等军官走进伏击圈，先打军官，再收拾士兵。记住，打完就往雨林深处撤，那里有我们提前挖好的隐蔽工事，英军追不上。”
他边说边示范动作，趴在泥泞的地上，教队员们如何利用草丛、树木隐蔽：“身体要贴紧地面，呼吸放缓，枪口对准目标时，食指轻扣扳机，不要急。”他还教队员们改装武器——把猎枪的枪管锯短，方便在丛林里携带；在子弹头上刻上十字纹，增加杀伤力；用竹筒装上火药和铁钉，制成简易的手榴弹。
10月25日下午，“猛虎队”迎来首次实战。队员们按楚厉的部署，在小路两旁的树上绑上自制手榴弹，引线拉到草丛里，每个人手里都握着改装后的猎枪或步枪，紧张地盯着小路尽头。3点整，英军巡逻队果然出现，带队的军官穿着棕色皮靴，手里拿着马鞭，慢悠悠地走着。当军官走到路中间时，楚厉吹了一声口哨，左翼的队员率先拉响手榴弹，“轰隆”一声巨响，烟尘弥漫，英军士兵瞬间乱作一团。楚厉趁机开枪，击毙了军官，其余队员纷纷开火，短短5分钟，战斗就结束了——英军死伤10人，“猛虎队”无一伤亡，还缴获了5支李-恩菲尔德步枪、200发子弹。
楚厉当场把缴获的步枪分给表现最勇敢的队员，其中一个叫丹伦的年轻小伙，在战斗中第一个冲上去夺英军的步枪，楚厉把最好的一支步枪递给了他：“这是你应得的，只要跟着队伍好好干，以后还有更多更好的武器。”丹伦握着步枪，激动得手都在抖，大声喊道：“跟着楚先生，跟英国人拼了！”
短短一个月，12名统调局特工如同12颗种子，在缅甸的土地上生根发芽，推动五支本地反抗力量成型：
孟族“浪潮队”：由特工楚明带领，活动在仰光周边的工业区。楚明曾在仰光做过两年的布匹生意，熟悉当地的工厂分布。他们专挑深夜行动，潜入英军的物资仓库，偷走粮食、布匹、弹药，然后分发给挨饿的工人。有一次，他们甚至偷走了英军的30套军装，让工人穿着军装在工厂里巡逻，吓得英军以为是“内鬼”，乱了好几天。
若开族“海燕队”：在孟加拉湾沿岸活动，特工楚海曾是楚氏货栈的船工，精通水性。他带着队员们用渔船拦截英军的运粮船，用鱼叉、斧头作为武器，登船后先控制船员，再把粮食搬上岸，在村里开“免费粥棚”。楚海还教渔民们用渔网缠住英军小艇的螺旋桨，用燃烧的椰子壳投掷小艇，让英军的沿海巡逻屡屡受挫。
克钦族“猎鹰队”：在密支那附近的山区活动，特工楚风是克钦族与汉族的混血，熟悉山区地形。他带着队员们在山道上挖陷阱，里面插上削尖的竹刺；在树上绑上绊索，绊倒英军的巡逻马；还用毒箭射杀落单的英军士兵——毒箭的毒药是用当地的毒藤熬制的，见血封喉。
每支队伍的表面首领都是当地人，但实际的行动方案、资源调配、人员筛选，全由统调局特工掌控。特工们每天都会用微型加密电报机，向果敢统调局总部发送“日简报”，内容包括“今日行动人数”“缴获物资”“人员动态”，对队伍中的中层人员，会用“星标”标注可靠性——★★★代表绝对可靠，★★代表需观察，★代表存在风险。比如“孔雀队”里有个叫丹瑞的中层，曾为了100卢比出卖过自己的族人，楚山在简报里标注“★，建议重点监控”。果然，半个月后，丹瑞偷偷联系英军，想出卖“孔雀队”的驻地，楚山提前得到消息，以“通敌”的罪名，在队伍大会上处决了丹瑞，不仅没引起队员不满，反而让大家更信任这位“缅北来的楚先生”。
1929年9月的加尔各答，贫民窟像一片巨大的破布，铺在城市的边缘。污水在街道上流淌，散发着刺鼻的臭味，饥饿的孩子光着脚在垃圾堆里翻找食物，穿着破烂纱丽的女人坐在门口，眼神空洞地望着远方。这里是英国殖民统治的“财富洼地”——大量的棉花、茶叶从这里运往英国，却留给当地人无尽的贫困与饥饿。
特工卡尔穿着一件打了补丁的灰色劳工服，脸上沾着煤灰，混在贫民窟的人群里。他是德国退役情报军官，1925年加入统调局，精通英语、印地语、孟加拉语，此刻的身份是“从孟加拉逃难来的纺织工人”。他的目标很明确：找到那些对英国殖民统治不满的人，给他们递上“武器”与“勇气”。
在贫民窟的一个破庙里，卡尔见到了拉吉。这个二十出头的印度青年，身材消瘦，左臂上有一道长长的伤疤——那是去年他父亲参与纺织厂罢工，被英军士兵用刺刀划伤的。拉吉的父亲因为罢工被开除，最后饿死在街头，他自己也因为“反抗殖民”的罪名，被英军关进监狱三个月，刚放出来没多久。
我知道你想报仇。”卡尔开门见山，从怀里掏出一把毛瑟步枪，枪身用破布裹着，“这把枪给你，还有50发子弹。如果你敢用它对付英国人，下次我还能给你更多。”
拉吉的眼睛瞬间亮了，又很快黯淡下去：“我没有钱买。”
“不要钱。”卡尔摇摇头，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印着印地语的传单，递给拉吉，“只要你把这张传单贴到英国领事馆的墙上，或者念给更多人听，这把枪就是你的。”
传单上写着：“英国人抢走了我们的棉花，却让我们饿死；抢走了我们的土地，却让我们无家可归。拿起武器，反抗他们，夺回属于我们的一切！”这是统调局情报科专门为印度设计的宣传语，没有任何华丽的辞藻，却直击当地人的痛点。
拉吉紧紧攥着传单，指节发白。他想起父亲临死前说的话：“孩子，别向英国人低头。”他抬头看向卡尔，眼神里多了几分坚定：“我干。”
接下来的一个月，卡尔在加尔各答的贫民窟、工厂、大学附近，设立了5个“秘密军火点”——有的是在贫民窟的破庙里，有的是在工厂附近的小杂货铺，还有的是在大学周边的树荫下。每个军火点都由他信任的印度人负责，只要有人敢说“我要反抗英国人”，就能用极低的价格买到武器：10卢比一支步枪（相当于普通工人半个月的工资），5卢比一把手枪，没钱的可以用“传递传单”“张贴标语”来换。
为了让更多人知道“军火点”的存在，卡尔还策划了一场“街头演讲”。他找到一个叫阿米尔的印度教祭司，给了他100卢比和一叠传单，让他在寺庙的广场上宣讲。阿米尔本来对反抗殖民犹豫不决，但拿到钱和传单后，看着贫民窟里挨饿的孩子，终于鼓起勇气，站在寺庙的台阶上，用印地语大声念着传单上的内容。起初只有几十人听，后来人越来越多，最后聚集了上千人，大家跟着阿米尔一起高喊：“打倒英国人！”
短短两个月，卡尔通过这种方式，向印度人卖出了800支步枪、300把手枪，送出了3万份传单。这些武器和传单，像一颗颗火种，散落在加尔各答的各个角落，只等着一个火星，就能燃起熊熊大火。
1930年2月10日深夜，这个火星来了。卡尔协助拉吉、阿米尔等30多名印度青年，策划了一场“袭击汇丰银行加尔各答分行”的行动。这些青年大多是失业工人、学生，手里拿着卡尔提供的步枪、手榴弹，还有一些自制的炸药包。他们趁着夜色，撬开银行的后门，冲进去后，用枪控制住守卫，抢走了保险柜里的2万英镑现金。
“别伤害任何人，拿到钱就走。”卡尔在行动前反复叮嘱，“我们要的是让英国人知道，印度人敢反抗，不是要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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