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0年的春天，巴黎的空气里弥漫着一种奇异的混合气息——既有新秩序带来的安定感，也潜藏着战争阴影下挥之不去的焦虑。
拿破仑坐镇杜伊勒里宫，像一台精密的时钟，驱动着整个国家机器的运转。他重组了财政部，稳定了自从大革命以来就一塌糊涂的货币；他创建了法兰西银行，为国家的经济血脉注入了强心剂；他亲自主持的民法典编纂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试图用理性的法条，将大革命破碎的社会重新粘合。
但所有这些内政的成就，都建立在一个脆弱的基础之上——战争。
马伦戈的胜利，只为法兰西赢得了与奥地利的暂时休战。在莱茵河的另一边，奥地利的军队正在重新集结，而英国，则像一只贪婪的秃鹫，在欧洲上空盘旋，用金钱资助着一切可以抗衡法兰西的力量。
和平，从来不是靠谈判桌上的口舌得来的，而是靠战场上刺刀的锋芒决定的。
这天下午，拿破仑在杜伊勒里宫的作战室里，召集了他的将军们。巨大的地图铺在长桌上，上面用红蓝两色的箭头，标注着双方军队的动态。
“莫罗将军在莱茵河前线陷入了僵局。”贝尔蒂埃，总参谋长，用一贯精准而枯燥的语气汇报着，“奥地利人利用我们主力在意大利的空隙，重新占据了战略主动权。他们拖延《吕内维尔条约》的批准，就是在等待时机，发动新的攻势。”
“英国人呢？”拿破仑的目光移向外交部长塔列朗。
“伦敦的态度比维也纳更加强硬。”塔列朗躬身道，“他们的外交官公开宣称，只要‘科西嘉的篡位者’还在统治法国，和平就绝无可能。他们正在积极组建第二次反法同盟。”
作战室里一片死寂。所有人都明白，所谓的“和平”，不过是下一场风暴来临前的短暂平静。
拿破仑沉默地注视着地图，他的手指在多瑙河流域缓缓划过。那里，是奥地利的腹地，也是下一个决战的舞台。
突然，他抬起头，眼中闪烁着将军们再熟悉不过的光芒——那是属于战神的、冰冷的火焰。
“我将亲自前往莱茵河前线。”
话音刚落，满座皆惊。
“执政官，这绝对不行！”缪拉第一个站出来反对，“您现在是法兰西的基石，您的安危关系到整个国家的稳定！您不能再去冒险！”
“冒险？”拿破仑的嘴角勾起一抹讥讽的弧度，“我坐在巴黎的宫殿里，听着莫罗的败报，看着奥地利的使者敷衍我，那才是最大的冒险！法兰西的人民选择我，不是让我当一个安全的看守，而是让我为他们带来胜利和荣耀！”
他站起身，双手撑在地图上，目光如鹰隼般扫过在场的每一个人。
“我的权威，建立在胜利之上。只要我是胜利的化身，欧洲就会敬畏我，人民就会追随我。一旦我失去了胜利的光环，我就会变成西哀士期望的那种——一个被架空的傀儡。”
“和平，是有代价的。”他的声音变得低沉而有力，“现在，到了支付这个代价的时候了。我必须让奥地利的皇帝，让伦敦的议会，再一次感受到波拿巴的剑锋。”
他的意志不容置疑。将军们不再反对，他们被这股强大的自信所感染，仿佛已经看到了下一场凯旋。
在准备出征的前夜，拿破仑并没有在研究地图。他召集了负责编纂民法典的法学家们，在他的书房里，就一个具体的条款，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执政官，关于继承法，我们认为应该坚持平均分配，这是大革命的原则。”一位法学家固执地说道。
“原则不能当饭吃。”拿破仑不耐烦地敲着桌子，“一个家族的财产被无限分割，最终会导致土地的碎片化，削弱国家的根基。长子和幼子，贡献不同，所得自然也该不同。应该设立优先继承权，确保主要财产能由一个继承人继承，保证家族的延续和力量。”
“但这违背了平等的原则！”
“我追求的，是机会的平等，而非结果的平等！”拿破仑的声音提高了八度，“我要的是一个由强大、富裕的公民组成的法兰西，而不是一个由一群贫穷、嫉妒的‘平等公民’组成的法兰西！”
这场争论持续到深夜。最终，法学家们疲于应对拿破仑连珠炮式的逻辑和无穷的精力，做出了让步。
他不仅仅是一个征服者，他更是一个塑造者。他要用法律，将他所信奉的秩序与力量，浇筑进法兰西的灵魂深处。
次日清晨，巴黎。
拿破仑没有举行任何盛大的欢送仪式。他像往常一样，在清晨的薄雾中，悄然登上了前往东线的马车。
约瑟芬站在杜伊勒里宫的台阶上，目送着马车远去，眼中充满了复杂的情绪。她知道，她的丈夫不是去执政，而是去战斗。那个属于波拿巴夫人的悠闲岁月，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马车在巴黎的石板路上疾驰。拿破仑靠在柔软的坐垫上，闭着眼睛，脑海中浮现的，却不是即将到来的战役，而是他在意大利战场上，对士兵们说过的那句话：
“当你们凯旋归来，穿过巴黎的街道时，你们将得到一切。”
现在，他再次出发，为了给法兰西带来真正的和平，也为了给自己，带来一顶比“第一执政”更沉重的冠冕。
和平的代价，是永无止境的战斗。
而拿破仑，生来就是为此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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