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的风是带着刀子的,卷着雪籽“啪嗒啪嗒”撞在糊着旧报纸的窗棂上,把“农业学大寨”的字迹刮得簌簌掉渣。杨秀珍往灶膛里添了把松针,青灰色的烟从灶口冒出来,呛得她咳了两声,眼角却因此润了——火光舔着她满是皱纹的脸,把墙上“光荣之家”的贴画映得发亮。那是她当村书记第三年领的,红绸子镶的边早褪成了浅粉,边角被灶烟熏得发褐,像极了窗台上那盆冻得发蔫的月季。
那月季是去年腊月寄来的。快递员踩着雪进了村,在她那间矮土房门口喊“杨秀珍取包裹”时,她正蹲在灶前翻红薯干。接过包裹时手还在抖,包裹上的寄件人写着“云飞”,旁边用小字注了“秀兰之子”。拆开箱子,除了这盆用旧搪瓷缸栽着的月季,还有张照片:秀兰抱着个半大的小伙子,两人都对着镜头笑,背景是南方常见的青石板路,路边开着她叫不上名的花。
“大姨,我妈总念着您。”电话是第二天打来的,云飞的声音怯生生的,带着南方口音的软,像含了块糖,“我妈说您爱吃红薯干,我给您寄了两斤,您收到没?”
杨秀珍捏着听筒的手发颤,灶上的铝水壶“呜呜”叫起来,白汽蒙了她的眼。她有多少年没听过“秀兰”这两个字了?二十年?还是三十年?当年秀兰跟着男人去南方时,云飞才刚会爬,裹在花襁褓里,秀兰抱着孩子来辞行,蹲在她家炕边哭:“姐,我舍不得你。”她那会儿正给建军缝棉袄,针扎在指头上也没觉疼,抓了把攒了半年的私房钱塞秀兰兜里:“去了那边好好过,别惦记家。”
“有空……就来看看。”她对着听筒说,话没说完,喉咙就被什么堵了。挂了电话,她蹲在灶前扒拉着灰烬,指腹蹭过灶沿上的一道刻痕——那是建军十岁时量身高刻的,刀痕很深,旁边歪歪扭扭刻着“要当解放军”。最后一道刻痕停在“一米七五”,是建军十九岁那年刻的,那天他刚从镇上中学毕业,背着铺盖回来,站在灶前挺得笔直:“妈,我不去读高中了,去砖厂挣钱,给您盖瓦房。”
那年建军也是这么个腊月没的。
煤炭炉子就放在炕边,是他连夜生起来的。建军在镇上的砖厂打工,腊月二十九才赶回来,棉裤膝盖处磨出了洞,冻得耳朵通红,搓着手笑:“妈,今年咱不烧柴了,我买了新炉子,带烟囱的,暖和。”她看着儿子蹲在地上给炉子换烟囱,烟筒接口处用黄泥糊得严严实实;看着他把炕铺得厚厚的,垫了两层新晒的稻草;看着他端着碗饺子坐在炕沿上,筷子夹着个饺子往她嘴边递:“妈,你尝尝,我放了醋,就像你以前做的那样。”
那天夜里雪下得大,她睡前去看了趟建军,他睡得沉,眉头却皱着,像是冷。她把他露在外面的手塞进被窝,又往炉子里添了块煤,听着煤块“噼啪”响,才回自己屋睡了。
第二天一早,她端着热好的饺子进屋,掀开门帘时,心里“咯噔”一下——屋里太静了。建军蜷在炕上,侧脸对着门口,脸白得像窗上的霜,嘴唇却泛着紫。旁边的炉子灭了,烟囱口结着冰碴,炉灰里的煤块还没烧透。
她把碗放在炕沿上,伸手碰了碰儿子的脸,冰得像块石头。她没哭,就坐在炕边看着他,看了好久。直到村主任老张来叫她去领救济粮,掀开门看见这光景,“哎哟”一声蹲在地上,她才忽然“哇”地哭出来。
村里人把建军抬出去的时候,她抓着棺材沿不肯放,指甲抠进木头里,渗出血来。老张掰开她的手,往她手里塞了块毛巾:“珍书记,挺住。你男人走得早,建军是你唯一的指望,可日子还得过。”
她男人走的时候,建军才八岁。那天她正在地里收玉米,玉米秆戳得脸生疼,有人从村口跑过来,边跑边喊“杨秀珍!你家老周在工地摔了!”她扔了镰刀就往镇上跑,布鞋陷在泥里,跑掉了一只也没顾上捡。医院的白床单盖着人,她伸手摸,后背还没冷透,可鼻子里没气了。夜里守着灵,建军攥着她的衣角小声哭,肩膀一抽一抽的,她摸着儿子的头,嗓子干得发疼:“不怕,有妈呢。”
后来村里选书记,老书记拄着拐杖来她家,坐在炕沿上抽了袋烟,拍着她的肩膀说:“珍啊,你是党员,我知道你家里难,可村里也难——东头的水渠堵了,西头的小学漏雨,没人挑头不行。”她看着窗外,建军正蹲在墙根下给小鸡喂食,听见动静仰起脸,眼里亮亮的。她咬了咬牙应了:“行,我干。”
那十年,她是真把村子当成家来守。开春带着人修水渠,天不亮就揣两个窝头下地,鞋底磨穿了就垫层干草,脚底板磨出了血泡,晚上用热水泡了泡,第二天接着干。有回水渠塌方,她第一个跳下去用身子挡,泥水灌进领口,冻得骨头疼,可看着后面的人跟着跳下来,她竟笑了。秋天帮着孤寡老人收庄稼,自己家的玉米烂在地里也没顾上,建军放学来地里找她,捧着个烤玉米递过来:“妈,我给你留的。”她咬了口玉米,甜得眼眶发热。
村里的小学漏雨那年,她揣着自己男人的抚恤金去镇政府。办公室的人说“经费紧张”,她就站在办公室门口等,从早上等到天黑,冻得发烧,嘴唇裂了口子。晚上蹲在镇政府门口的台阶上,她给建军写信,写“妈很快就回去”,写“你要好好吃饭”,写着写着,眼泪滴在信纸上,晕开了墨迹。后来镇长被她堵得没办法,批了笔钱,她拿着批条往回走,走到村口时,看见建军背着书包站在老槐树下等她,书包上还挂着她缝的布老虎。
“珍书记,你图啥?”有回她听见村里的二婶子跟人嘀咕,“男人没了,自个儿苦哈哈拉扯孩子,还管这么多闲事,图个名声?”她正蹲在地里帮二婶子薅草,听见了也没恼,直起腰笑了笑:“图啥?图孩子们能在不漏雨的屋里上学,图老人们能踏实吃口热饭,图这村子能好好的。”就像她男人走之前跟她说的,“把家守好”。
她是想守好的。可男人没守住,儿子也没守住。
建军走后的第三年,经人介绍,她嫁给了邻村的老陈。老陈是个木匠,老实人,前妻生女儿时没保住,就剩个闺女叫小芳,那年才十二。介绍人说“老陈心善,能对你好”,她看着建军的照片想了半宿,应了。她想着,或许换个地方,换种活法,就能把过去那些事压在心底。
可日子没给她这个机会。老陈的闺女小芳不待见她,第一天就把她带来的建军的照片扔在地上,用脚踩:“你别想当我妈!我妈才不会克死自己男人!”她捡起来,照片上的建军还在笑,她抹了把眼泪,没跟孩子置气。后来她给小芳缝棉袄,小芳剪碎了;她给小芳煮鸡蛋,小芳扔到了猪圈里。她都忍着,想着孩子小,忍忍就过去了。
直到有天夜里,小芳把她的铺盖扔到院子里,雪落在棉絮上,很快就白了一片。小芳叉着腰站在门口哭:“你走!我家不欢迎你!我爸说了,就是因为你,我妈才走的!”她转头看老陈,老陈蹲在门槛上抽烟,烟头在黑夜里亮了又灭,始终没说话。
那天晚上,她又走了。背着简单的包袱,里面只有建军的照片和那件没缝完的棉袄。走在月光下的田埂上,跟当年男人走时一样,鞋掉了一只也没顾上捡。她没回原来的村子,村里人都知道她改嫁了,回去怕是更难堪。她在镇子边缘租了间小土房,房后有棵老槐树,树干上能磨掉皮。她靠着给人缝衣服、捡废品过活,缝一件衣服能挣五毛钱,够买两个馒头。
偶尔会有以前的村民遇见她,在镇上的菜市场,惊讶地问:“珍书记?你咋在这儿?”她就笑笑,把手里的烂菜叶往篮子里塞:“换个地方过日子。”没人知道她夜里会拿出建军的照片哭,照片边角被摸得发毛;也没人知道她枕头下还压着当年当书记时的工作证,那上面的照片,她还年轻,梳着齐耳短发,眼神亮得很,嘴角带着笑。
去年冬天,云飞突然打来了电话。秀兰的儿子,那个她只在照片上见过的外甥。
“大姨,我妈说您一个人过,让我多给您打打电话。”云飞的声音很软,像春风吹过麦田,“我妈总说,当年她走的时候,您偷偷塞给她五十块钱,说让她好好过日子。我妈说那钱她存了好多年,没舍得花。”
杨秀珍攥着听筒,眼泪掉了下来,砸在洗得发白的衣襟上。那五十块钱,是她攒了半年的工资,一张十块的,两张二十的,还有十张一块的,她用红布包了三层,塞给秀兰时还嘱咐:“别让你男人知道,留着给孩子买糖吃。”秀兰走的时候,她送了老远,送到村口的老槐树下,看着妹妹的背影越来越小,心里跟剜了块肉似的——她这辈子,姊妹三个,大姐三岁时出痘没了,就剩她和秀兰,如今秀兰也走了,去了那么远的南方,远得像天上的云。
“大姨,我开春就去看您。”云飞说,“我妈也想来,可她去年冬天摔了一跤,腿还没好利索,我先替她去认认门。”
挂了电话,杨秀珍走到窗边,看着外面飘的雪。小土房的窗户玻璃破了块,她用塑料布糊着,风一吹“哗啦啦”响。她从柜子里翻出个旧布包,里面是她给云飞准备的东西——一双纳好的布鞋,黑灯芯绒面,鞋底纳得密密麻麻的,针脚比当年给建军纳的还匀;还有一小袋自己晒的干辣椒,红得发亮,秀兰以前最爱吃,总说“姐,你晒的辣椒比南方的香”。
雪下得大了,院子里的老槐树被雪压弯了枝桠,枝桠上挂着的旧麻绳晃了晃——那是她夏天晒衣服用的。她想起小时候,姊妹几个在槐树下跳皮筋,大姐要是还在,该有多大了?那会儿秀兰才到她腰那么高,扎着两个小辫子,跳皮筋时辫子一甩一甩的。她牵着建军的手,教他数树上的麻雀,阳光透过树叶洒下来,落在手背上,暖烘烘的。
“建军,”她对着空气轻声说,声音被风吹得散了些,“你表弟要来了,咱得把屋子收拾收拾。”她拿起扫帚扫雪,扫帚柄是老陈当年给她做的,磨得光溜溜的,握在手里温温的。扫帚扫过雪地,发出“沙沙”的响,雪落在她的头发上,白了一片,可她没觉得冷。
灶上的水壶又开了,白汽慢悠悠地往上飘,撞在房梁上,凝成水珠滴下来。她往灶里又添了把柴,火光把她的影子投在墙上,影子随着她的动作晃,像个鲜活的人。她想,等云飞来了,就给她煮碗饺子,放多多的辣椒,就像当年秀兰在家时那样。饺子要包白菜猪肉馅的,建军以前最爱吃,云飞说不定也爱吃。
风还在吹,雪还在下,可杨秀珍的心里,好像有什么东西正悄悄地发芽。就像灶膛里的火,看着快灭了,添把柴,又旺了起来。她抬手抹了把脸,摸到眼角的泪,却笑了——等开春,窗台上的月季该开花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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