宸乾八年秋，蒙古乌兰察布盟的草原刚褪去暑气，晨霜就给毡房镀上了层薄白。罕山脚下的“罕达学堂”里，二十几个牧民孩童缩在土坯垒的课桌后，眼神茫然地盯着先生手里的《格致启蒙》。先生是本地的老牧民巴雅尔，识些汉文却不懂格致，只能照着课本念：“‘水车者，引河灌田之器也’……”
念完，他放下课本，看着底下一脸懵懂的孩子，无奈地叹气。坐在第一排的阿古拉，今年七岁，是部落首领巴图的孙子，他扯了扯巴雅尔的衣角，用蒙古语问：“先生，‘水车’是什么？能像马一样拉东西吗？”
巴雅尔答不上来，只能含糊地说：“是……中原的东西，能浇地。”
这样的场景，在乌兰察布盟的两所学堂里每天都在上演。边疆乡学推了两年，却卡在“水土不服”上：先生不懂格致，课本全是汉文，孩子们连“水”“田”这样的基础词都认不全，更别提理解“水车”“堆肥”这些技术概念。巴图之前去京城朝见时，曾拉着胤宸的手说：“陛下，俺们牧民想让娃学真本事，不是装样子——学了能打井、能种玉米，才是好学问啊！”
这话胤宸记在了心里。没过多久，一道旨意从京城传到格致院：选派五名熟悉格致技术、懂蒙古语的毕业生，携带双语课本编写组，即刻赴蒙古乌兰察布盟，解决学堂“缺师少册”的难题。
带队的，正是三年前在蒙古教牧民打井的陈九郎。当年他在草原上搭木架、找水脉，和巴图成了朋友，还学了口流利的蒙古语。接到旨意时，他正在整理“草原打井技术笔记”，看到“蒙古学堂”四个字，当即把笔记塞进行囊，又让人搬上了十箱东西——里面有打井模型、玉米和小麦的幼苗、空白的纸册，还有几十本翻烂的《格致课本》。
五天后，陈九郎的队伍抵达罕达学堂。巴图带着牧民们在路口迎接，看到陈九郎从马车上搬下一个半人高的木架——那是按比例缩小的脚踏水车模型，轮辐、水槽、脚踏板一应俱全，他眼睛一下子亮了：“九郎兄弟，这就是课本里说的‘水车’？”
“是！”陈九郎笑着把模型扛进学堂，“以后教娃们，咱不只用嘴说，还能让他们摸、让他们拆，保证学得会！”
当天下午，陈九郎就上了第一堂格致课。他没拿汉文课本，而是把水车模型放在学堂中央，先用水桶往水槽里倒水，再踩着脚踏板，让轮辐转起来——清澈的水顺着水槽流进旁边的陶盆，溅起细小的水花。
“孩子们，看好了！”陈九郎用蒙古语喊，“这就是水车，不用牛拉，不用人挑，踩着就能把河里的水引到田里，浇庄稼特别快！”
阿古拉第一个凑上来，学着陈九郎的样子踩踏板，轮辐“吱呀”转起来时，他兴奋得大叫：“爷爷！俺会用水车了！以后咱家的玉米地再也不用挑水了！”
这堂课，孩子们没再走神。陈九郎教他们认“水”字时，就指着水车流出来的水；教“田”字时，就画草原上的玉米田；讲“打井”时，直接拿出木杆和铁铲，在学堂院子里演示“怎么测土找水脉”——把木杆插进土里，拔出来看湿度，木杆润得深，就说明底下水近。
“记住，找水要找地势低、草长得密的地方，木杆插进去，要是拔出来能拧出水，底下肯定有井！”陈九郎边说边做，阿古拉看得格外认真，连手指都跟着比划。
解决了师资的“教”，还要解决课本的“懂”。陈九郎带来的编写组，每天和巴雅尔这些本地先生一起，趴在学堂的土炕上编《蒙古-汉文双语格致课本》。汉文的“水车”旁，标注蒙古语发音“????? ???”（音译“查干塔布”）；画“玉米种植”时，特意把背景换成蒙古包和草原，而不是中原的瓦房；讲“堆肥”时，用蒙古语写“把羊粪、秸秆混在一起，堆半个月就能当肥料”，比汉文的“粪肥堆肥，肥力三倍”好懂多了。
阿古拉拿到新课本的那天，抱着书跑回家，拉着父亲巴图的手，指着“打井找水”的插图，用刚学的通用语说：“爹，俺……俺会找水了！咱毡房旁的草长得密，底下肯定有水！”
巴图一开始没当真，可架不住儿子软磨硬泡，还是找来了铁铲和木杆。阿古拉学着陈九郎教的法子，在毡房西头插木杆——拔出来时，木杆下半截全是湿的。“就是这儿！”他喊着，帮父亲挖坑。挖到两丈深时，清水真的渗了出来，顺着坑壁往下流。
“出水了！真的出水了！”巴图捧着水，激动得声音都抖了。部落里的牧民们都跑来看，看着阿古拉像个小先生一样，给大家讲“木杆测湿度”的法子，有人忍不住说：“这学堂没白上！娃学的本事，能救命啊！”
从那天起，送孩子上学的牧民越来越多。之前嫌“上学没用”的牧民，看到阿古拉靠学堂学的本事打出井，都主动把娃送到学堂。陈九郎团队趁机在盟里新增了三所学堂，分别设在不同的牧点，还把巴雅尔这些本地先生送到京城培训，教他们更系统的格致知识和双语教学法。
一个月后，胤宸收到陈九郎的奏报：乌兰察布盟学堂从2所增至5所，孩童入学率从30%涨到了65%；牧民们把双语课本叫做“明白书”，巴图还特意让工匠做了块“格致传家”的木匾，挂在罕达学堂的门楣上。
可奏报的末尾，陈九郎也写了新的难题：“草原牧民随季节转场，夏季去水草丰美的西坡，冬季回背风的东坡，孩童跟着转场，常常刚学半个月就辍学，学堂里的座位总坐不满。”
胤宸看着这行字，手指轻轻敲着御案。他知道，这是游牧生活的特性，不是简单增办学堂能解决的。但他没立刻下旨，而是在奏报上批了句：“先调研转场路线，再谋对策。”——他心里清楚，要让草原的孩子真能安安稳稳上学，还得想个“跟着牧民走”的法子。
此时的罕达学堂里，陈九郎正和阿古拉一起，把双语课本里的“打井技术”画成连环画，贴在学堂的墙上。阿古拉指着画里的蒙古包，用蒙古语说：“先生，等冬天转场，俺能不能把这些画带在身上？俺还想教其他牧点的孩子找水。”
陈九郎摸了摸他的头，笑着点头：“会的，以后咱们就算转场，也能带着学堂走。”
夕阳把草原染成金红色，学堂里的读书声——混合着蒙古语和通用语，顺着风飘向远方，像一颗种子，落在牧民们心里，也为后续“流动学堂”的诞生，悄悄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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