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场原本意在批评刘峰的会议，反而成了八小时工作制最好的推介会。
不出三日，刘峰那份《来自特区劳动者的声音》的调研报告，就被摆上了更高级别会议的讨论桌。
这一次的会议室，气氛格外庄重。深红色的地毯吸收了脚步声，椭圆形的会议桌前坐着的，是能够影响政策走向的关键人物。
赵卫国等人也赫然在列，只是脸色不复之前的从容。
会议开始，先由相关部门汇报了关于，劳动工时制度的总体情况，言辞谨慎，四平八稳。
随后，持反对意见的专家开始陈述，他们引经据典，数据图表一应俱全，反复强调“现阶段全面推行八小时工作制，将严重削弱我国劳动力成本优势”、“不利于吸引外资”、“可能迟滞特区发展速度”等观点。
轮到刘峰发言时，他没有立即反驳，而是先向会议秘书处示意。工作人员抬进来一台，老式的盘式录音机。
“在汇报之前，我想请各位领导听一段声音。”
刘峰的声音平静而有力。他按下播放键，录音机里传来一阵嘈杂的工业区背景音，随后，是一个略带沙哑的男声，用带着浓重口音的普通话说道：
“我叫张建国，是深圳红星钢铁厂的炉前工人，以前两班倒，每班十二个钟头，下班累得跟滩泥一样，回到工棚倒头就睡。
有一回，我徒弟小柱子，就在我眼前，因为太困，脚下一滑…幸亏只是烫伤了胳膊…现在八小时，人精神了，出事也少了。
不瞒领导说，我们这个班，上个月的产量还破了纪录…”
接着是一个，年轻女工清脆的声音：我现在下班，能去夜校学会计了！老师说我学得快，将来也许能当个核算员呢。以前想都不敢想…”
一个接一个真实的声音，在肃静的会议室里回荡。
有对健康的担忧，有对学习的渴望，有对家庭团聚的期盼，更有对“被当人看”的尊严的珍视。
没有华丽的辞藻，只有朴素的真情，每一个声音背后，都是一个鲜活的生命，和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录音播放完毕，会场一片寂静。
刘峰缓缓站起身，将一叠厚厚的、大小不一、材质各异的纸片放在会议桌中央。
“这是我在调研时，工人们亲手写下的‘承诺书’。”
刘峰的声音有些低沉，“他们听说有人反对八小时工作制，担心再回到过去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没有休息的日子，自发地写下了这些。”
一位领导拿起最上面一张，那是从作业本上撕下的格子纸，字迹歪歪扭扭却极其认真：“我保证八小时内干好十小时的活，请让我们有尊严地下班。——纺织女工 王秀英”
另一张是机械厂的信笺，上面是略显稚嫩的笔迹：“我保证努力学习新技术，提高效率，绝不磨洋工，八小时够了。——学徒工 李强”
还有一张用圆珠笔画了个小小的笑脸：“领导，我们小组保证产量不掉，还能搞技术革新。八小时工作，我们更有劲！——第三班组 全体”
这些粗糙的纸片，这些朴实的语言，仿佛带着工人们手心的温度，沉甸甸地压在每个人心头。
之前专家们那些冰冷的数据和推演相比，这些来自最基层的声音，拥有着撼动人心的千钧之力。
刘峰环视全场，目光最后落在那些持反对意见的人身上：空谈误国，实干兴邦。
有些坐在办公室里的同志，离开人民太远了，远到已经听不见这些最真实的声音，远到已经忘记了我们发展的初衷到底是什么。
他走到窗前，猛地拉开厚重的窗帘，午后的阳光倾泻而入，照亮了空气中浮动的微尘。
“我们在这里讨论的，不是纸面上的数据，不是理论上的优劣，而是千千万万个张建国、王秀英、李强的健康和未来，是他们能否有尊严地劳动、有希望地生活的权利！”
一位一直沉默不语的老领导，缓缓摘下眼镜，擦拭了一下镜片，声音有些沙哑：我年轻的时候，也在工厂干过。
我知道一天站十二个小时，是什么滋味。这些年，我们是不是太快了，快得把一些最基本的东西都丢掉了？
会议的风向，彻底改变了。
后续的讨论不再聚焦于“是否应该推行八小时工作制”，而是转向“如何更好地推行”、“如何帮助企业过渡”、“如何确保工人权益与企业效益双赢”。
赵卫国等人面色灰败，再也无力反驳。在如此真切、磅礴的民声面前，任何基于狭隘利益，和僵化思维的反对都显得苍白无力。
数日后，一份以刘峰调研报告为主要参考的《关于在特区及有条件地区稳步推行八小时工作制的指导意见》正式起草。
虽然过程仍有波折，但原则性的方向已经确立。
当晚，刘峰接到钟志远从河北打来的电话。
“你在会上的发言，我听说了。”
钟志远的声音带着笑意，震撼了不少人。
现在部委里都在传，说刘峰用一盘录音带，和一堆工人写的字条，就把‘四公子’那帮人驳得哑口无言。
刘峰望向窗外长安街的灯火，语气沉静：“志远，这不是我个人的胜利。你想想，中国近代以来，从洋务运动到辛亥革命，多少仁人志士尝试过各种救国道路，但最终都未能成功。这是为什么？”
电话那头沉默片刻，传来钟志远若有所思的声音：“你的意思是...”
“因为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真正凝聚起人民的力量。”
刘峰的指尖轻轻敲击着桌面，“在革命战争年代，老区人民为什么愿意，最后一碗米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
不是因为我们有多会宣传，而是他们在切身体验中认识到，共产党是真正为他们谋幸福的政党。
刘峰的思绪，飘向了更远的地方：我总在想，为什么淮海战役的胜利被称作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胜利？
为什么改革开放初期，安徽小岗村的农民甘冒风险，也要按下红手印？
因为在这些关键时刻，党和人民始终血脉相连，呼吸与共。
他的眼前仿佛浮现出，调研时见过的那些面孔。
钢铁工人张建国，说起工伤事故时后怕的神情。
纺织女工王秀英谈到，夜校学习时眼中的光彩。
还有那些工人们，写下承诺书时认真的模样。
电话那头传来打火机的轻响，钟志远似乎点了一支烟：“你说得对。可现在有些干部，坐着小轿车，住着办公楼，已经快忘了这种血肉联系了。”
“所以，我们要时时警醒。”
就像这次八小时工作制的争论，如果我们只是在办公室里看报表，听汇报，就永远听不到流水线上工人的心声，看不到建筑工地上农民工的汗水。
这次的事情让我更加确信，刘峰继续说道，那种血肉相连的党群关系，才是我们事业不断走向胜利的根本保证。
当我们真正站在人民一边时，人民就会给我们无穷的力量。
改革的道路不会一帆风顺，但只要我们不脱离群众，始终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就一定能克服一切困难。
挂断电话后，刘峰在办公室里缓缓踱步。
墙上的中国地图，在灯光下显得格外清晰，从雪域高原到东海之滨，从北国林海到南疆椰林，这片土地上生活着，千千万万的劳动者。
他想起在深圳，调研时的一个夜晚。那是在工人们居住的城中村，一位老工人握着他的手说：“刘干部，我们知道你是真心为我们工人说话的。有你们这样的干部在，我们干活就有劲头！”
那一刻，他深深体会到什么是“血肉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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