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刘峰和钟志远，都喝了很多的酒，聊人生聊理想聊未来，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最后以刘峰醉倒在酒桌上结束。
刘峰能感受到，有一种坚定的力量搀扶着他，回到了自己居住的屋子。
钟志远离京赴任的第三天，国务院办公厅的气氛便起了微妙的变化。
那盆始终摆在，刘峰办公室窗台的君子兰，不知被谁挪到了走廊尽头。
原本每天准时送到的内参文件，开始出现不应有的延迟。
往常总是主动与刘峰，打招呼的几个年轻干部，现在要么低头装作没看见，要么只是匆匆点头便擦肩而过。
午休时分的食堂里，原本刘峰常坐的那张桌子，如今总是早早坐满了人。
感觉到了吗？
秘书小陈趁着送文件时，低声提醒，这两天综合司那边的人，看您的眼神都不太对。
刘峰从文件堆里抬起头，揉了揉发胀的太阳穴：树欲静而风不止。
他早就料到会有这一天。
这一切变化，都源于钟志远的调离。
钟志远在时，他是钟老书记的公子，是四公子派系不愿轻易招惹的存在。
如今他远赴河北，某些人便觉得是时候清算这个，总在会议上提出不合时宜建议的刘峰了。
这天下午，办公厅召开季度工作会议。
刘峰照例坐在靠窗的位置，整理着居住证试点的总结材料。阳光透过百叶窗，在他手边投下细密的光斑。
当讨论到特区政策延续性时，综合司的副司长赵卫国，突然话锋一转：说到特区，我最近听到一些反映。有的年轻同志在地方工作时，作风很是霸道啊。
会议室里顿时安静下来，所有人都听出了这话里的指向。
这是在会上公然开炮，炮火直指刘峰，这是以往都不曾有过的案例。
哦？赵司长具体指的是？主持会议的王副主任推了推眼镜。
赵卫国，慢条斯理地翻开笔记本：比如去年在深圳，有个女工能不能参加团代会的问题。这本是企业的内部事务，却有同志跑到港商那里指手画脚，利用职权压迫爱国商人，这恐怕不太合适吧？
几个与会者交换着，意味深长的眼神。
他顿了顿，环视全场：这种打着‘为民请命’旗号，实则破坏投资环境的行为，值得我们警惕啊。
空气凝固了，赵卫国是四公子那一派系的红人，他的发言显然不是即兴之举。
刘峰平静地放下手中的笔：赵司长说的是，陶怡同志的事吧？她是流水线上的优秀工人，因为敢于为工友争取合法权益，被企业方无故取消团代会代表资格。
我作为特区干部，维护工人的合法权益，有什么问题吗？
合法权益？赵卫国冷笑一声，刘秘书可能忘了，特区要吸引外资，就需要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你这样干涉企业自主权，传出去哪个港商还敢来投资？
投资环境，不等于纵容违法。
刘峰的声音依然平稳，特区是中国的特区，在这里投资的企业，必须遵守中国的劳动法。如果连工人最基本的权益都保障不了，这样的投资环境不要也罢。
赵卫国的脸色沉了下来：还有那个八小时工作制。现在特区建设争分夺秒，很多项目都在赶工期，你非要强推八小时工作制，这不是在延误特区发展吗？
会议室里响起窃窃私语。有人点头附和，有人摇头叹息。
刘峰站起身，目光扫过全场：同志们，我们建设特区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让中国人民过上更好的生活，而不是为了发展而发展，更不是为了Gdp数字牺牲劳动者的健康和尊严。
他走到窗前，指着窗外长安街的车流：如果特区的发展，要靠工人们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靠剥夺他们的休息时间来换取，这样的发展又有什么意义？
你这是理想主义！赵卫国拍案而起，现实是要讲效益的！
效益？刘峰转身，眼神锐利，赵司长可知道，因为过度加班，去年特区发生了多少起工伤事故？可知道有多少年轻工人累倒在流水线上？如果我们连工人的健康和安全都不顾，这样的效益，是血淋淋的效益！
会议室里鸦雀无声。
王副主任轻轻咳嗽一声：这个问题，还是要辩证地看。既要保障工人权益，也要考虑发展实际。
会议在不愉快的气氛中结束。刘峰收拾文件时，赵卫国走到他身边，压低声音：年轻人，别太把自己当回事。特区不是你的试验田。
刘峰平静地看着他：特区是人民的特区。我做的每一件事，都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回到办公室，小陈忧心忡忡地关上门：刘秘书，赵卫国是四公子那边的人。他们这是要拿特区的事做文章。
刘峰站在窗前，望着远处朦胧的西山。他想起在深圳时，那个叫陶怡的女工拿到团代会代表证时激动的泪水，想起工人们第一次享受八小时工作制后，在夕阳下打球唱歌的场景。
小陈，你说什么是？他突然问道。
秘书愣了一下。
一座城市，无论有多开放、多现代，都不能丢了精神的根。刘峰轻声说，特区的从来不是无底线的妥协，也从来不是忘本的前行。如果我们在发展中忘记了为什么出发，那才是最大的危险。
夜幕降临，办公厅的灯光次第亮起。
刘峰坐在办公桌前，继续批阅文件。他知道，这场斗争才刚刚开始。但他更知道，有些底线必须坚守——不是为了个人的前途，而是为了千千万万个像陶怡这样的普通劳动者。
窗外，长安街华灯璀璨。
这条见证过无数历史风云的长街，如今也在见证着一场，关于发展道路的思考与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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