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的天空，似乎总比省城低矮一些，灰蒙蒙的，压得人喘不过气。
刘峰回来了，没有衣锦还乡，只有一身洗得发白的牛仔裤，一个塞着几件旧衣服的行李包，以及口袋里仅剩的几百块钱和一张写满债务的清单。更沉重的，是压在他心头的巨石——失败、债务，以及被朱茵那句“不是一路人”彻底击碎的自尊。
父亲刘革命看到儿子这副模样，嘴唇动了动，最终什么也没问，只是沉默地接过他的行李，那曾经挺直的脊梁，仿佛一夜之间就佝偻了几分。母亲梁如意红着眼眶，张罗了一桌他爱吃的菜，不停地给他夹菜，嘴里反复念叨着：“回来就好，回来就好，人平安比什么都强……”
没有预想中的责备和埋怨，但这种小心翼翼的、带着痛惜的沉默，反而像针一样，细细密密地扎在刘峰心上。他知道，自己不仅败光了自己的前程，也让年迈的父母在邻里面前抬不起头。他带回来的债务，对这个本不富裕的家庭来说，更是一个天文数字。
最初的几天，他把自己关在小时候住的房间里，拉上窗帘，整日昏睡。醒来时，就对着斑驳的天花板发呆。脑海里反复回放着股市账户被强制平仓的那个瞬间，朱茵失望的眼神，以及债主冰冷的催款声音。巨大的挫败感和自我怀疑，像沼泽地的淤泥，将他紧紧包裹，一点点拖向窒息。
他不敢出门，怕遇到熟人探寻的目光，怕听到那些或真或假的关心背后隐藏的议论。
他开始逃避，用酒精和麻木来对抗现实。
几天后，他走出了家门，不是去振作，而是走进了县城那几个熟悉又陌生的小饭馆和小酒吧。他联系上了几个同样留在县城发展、或同样不甚得意的高中同学——大刘、胖子和刚子。他们有的是小公务员，有的是货车司机，有的是开了个半死不活的小卖部。
这群失意者，迅速找到了共鸣。
白天，他们聚在烟雾缭绕、地面油腻的小饭馆里，点几个便宜的小菜，要几瓶最廉价的啤酒，就能消磨一整个下午。刘峰很少主动说话，大多时候只是默默地听着其他人抱怨工作的无聊、生活的艰辛、老婆的唠叨，然后一杯接一杯地灌着啤酒。
晚上，转战到灯光昏暗、音响嘈杂的小酒吧。劣质威士忌兑着绿茶，骰子摇得震天响。在酒精的麻醉和震耳的音乐声中，刘峰才能暂时忘记省城的繁华，忘记自己是个背负巨债的失败者。他跟着他们一起嘶吼着过时的流行歌曲，在迷离的灯光下，仿佛又回到了那个不用思考未来的、浑浑噩噩的少年时代。
大刘拍着他的肩膀，喷着酒气：“峰子，想开点！不就是钱嘛！没了再赚！你看我们，不也这么混着？”
胖子也附和：“就是，省城有什么好？压力那么大！回来多舒服，哥几个天天陪你！”
这种“舒适区”的温暖，带着一种堕落的诱惑。刘峰知道他们在安慰他，但这种安慰，同时也是一种沉沦的共谋。他享受着这种不用思考明天、不用面对责任的放空状态。
母亲有时会在他深夜醉醺醺回家时，默默递上一杯温水，眼神里充满了担忧，却欲言又止。父亲则总是背对着他，坐在沙发上看着无声的电视，那沉默的背影，比任何责备都让刘峰感到刺痛。
但他依旧日复一日地出去，用酒精麻痹神经，用廉价的社交填充内心的空洞。他仿佛看到自己的人生，正在朝着一个黑暗的深渊，无可挽回地滑落。
曾经那个在部队坚韧不拔、在警校一丝不苟、在商海敢闯敢拼的刘峰，似乎已经死去了。活着的，只是一个躲在老家小县城酒精和往事阴影里的，失魂落魄的躯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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