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县城回来的李明珍，像被抽走了魂魄。县医院医生那句先天性、难治的诊断，像两块冰冷的巨石，沉沉压在她心上，让她喘不过气。她抱着王玲，走在回村的土路上，只觉得脚下的路前所未有的漫长，四周的景物都蒙上了一层灰败的色调。
最初的绝望过后，一种近乎麻木的平静暂时接管了她。她不再测试王玲的听力，也不再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她只是更细心地照顾女儿的起居，用更多的肢体动作和放慢的、清晰的口型，试图与那个寂静世界里的孩子沟通。她骗自己，也骗别人，说玲儿只是说话晚，性子静。
然而，纸终究包不住火。村里没有秘密。
王玲听不见声音的事情，像一阵风，悄无声息地就吹遍了村子的角落。人们看这对母女的眼神，渐渐起了变化。最初的同情和好奇，很快掺杂了别的、更复杂的东西。
第一次听到那个词，是在村口的井沿边。
那天，李明珍带着王玲去洗衣服。几个妇人正在那里一边捶打衣物，一边高声闲聊。看见她们过来，声音不约而同地低了下去，目光似有似无地瞟向安静跟在母亲身后的王玲。
王玲对周遭的注视毫无所觉，她蹲在井台不远处，捡起一片落叶，专注地看着上面的脉络。
一个平日里就有些嘴碎、与李明珍家不算和睦的妇人，斜睨着王玲，嘴角撇了撇，声音不大，却足以让近处的李明珍听得清清楚楚：
啧，长得倒是挺齐整，可惜了……原来是个小哑巴。
哑巴。
这两个字，像两把烧红的铁锥，带着嗤嗤的声响，猛地扎进了李明珍的耳朵，瞬间烫穿了她的耳膜，直抵心脏最脆弱的地方！
她的身体猛地一僵，正在搓洗衣物的手死死攥住了湿冷的布料，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血液嗡地一声冲上头顶，眼前阵阵发黑。她几乎能感觉到自己脸上的血色瞬间褪去，变得和手里的肥皂沫一样惨白。
她猛地抬起头，目光像刀子一样射向那个说话的妇人。她想冲上去，想撕烂那张嘴，想像保护幼崽的母狼一样咆哮，告诉所有人她的玲儿不是哑巴！她只是听不见！她只是……
可是，当她看到那妇人脸上那混合着怜悯、猎奇和一丝不易察觉的优越感的神情，当她看到周围其他妇人躲闪又带着同样探究的目光时，那股汹涌的怒气，却被一种更深的、冰冷的无力感瞬间浇灭。
她又能说什么？辩解什么？说我女儿不是哑巴，只是聋子？这有什么区别吗？在这些人眼里，一个无法融入他们喧嚣世界、无法用语言回应的孩子，不是哑巴是什么？这个词，简单、粗暴，却精准地概括了她们对王玲的所有认知和定位。
她张了张嘴，喉咙里却像是塞满了粗糙的沙砾，一个音也发不出来。所有的力气，都在那两个字击中她的瞬间，被抽空了。
她缓缓地低下头，避开那些目光，重新用力地搓洗起衣服来。动作僵硬，近乎机械。只是那捶打衣物的棒槌，落下的力道一次比一次重，一声比一声闷，仿佛在捶打着她自己无处宣泄的悲愤与屈辱。
而事件的中心，王玲，对刚刚发生的一切毫无所知。她依旧专注地玩着那片叶子，阳光照在她细软的头发上，勾勒出一圈柔和的光晕。她偶尔抬起头，看到母亲紧绷的侧脸和用力过度的动作，小小的眉头微微蹙起，流露出一点点不解，但很快，她又低下头，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哑巴这个词，像一颗有毒的种子，被随意地抛洒出来，却未能在她纯净而寂静的心田里，留下任何痕迹。她还不懂得这个词的重量，也不懂得它即将如何形塑她未来的人生。
李明珍胡乱将衣服洗完，几乎是逃离了井台。她拉起王玲的手，走得很快，很急，仿佛身后有恶鬼追赶。王玲被母亲拽得踉踉跄跄，仰起小脸，看到母亲眼角似乎有未干的水光，在阳光下闪烁了一下。
回到家，关上门，李明珍背靠着冰冷的门板，身体还在微微发抖。她看着懵懂无知、正试图用小手去擦她脸颊的女儿，巨大的悲伤和恐慌再次将她淹没。
哑巴。
这个词，第一次被冠在了女儿身上。她知道，这绝不会是最后一次。从今往后，这个标签将像一道无形的枷锁，紧紧跟随着王玲，影响她与人交往，影响她上学，影响她未来的一切。它比沉静更具体，比听力不好更恶毒，它直接指向了一种被社会排斥和定义的残缺。
她想起婆婆陈秀芝曾经背负的克夫之名，那同样是一个能将一个女人压垮的恶名。如今，她的女儿，这么小，竟然也要开始背负起一个沉重的、带着歧视的名字。
命运的恶意，在这一刻，显得如此赤裸而残忍。它夺走了女儿聆听世界的能力，如今，又要通过他人的口，赋予她一个充满偏见和隔绝的身份。李明珍将女儿紧紧搂在怀里，仿佛这样就能将她与那个充满恶意的词语隔绝开来。然而，她知道，有些东西，一旦被说出，就再也无法收回。这道烙印，已经落下，伴随着无声的寂静，将成为王玲生命中，另一重更加难以挣脱的牢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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