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的校园，像一座即将被抽空活力的巨大容器，弥漫着考试周的紧张和假期临近前的躁动。我扛着厚厚一摞复习资料，好不容易在自习室找到空位坐下，刚摊开书本，就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错误——我坐在了一对情侣后面。
起初，他们只是小声地说说笑笑，偶尔有些摸小手、捏脸蛋的小动作。然而，不知是哪个瞬间点燃了导火索，气氛陡然升温。窃窃私语变成了黏腻的情话，我即使戴着耳机也能听到令人面红耳赤的细微声响。我忍不住偷偷抬头瞥了一眼，只见两人已经忘我地拥抱在一起，激烈地亲吻着。
我何曾如此近距离地“观摩”过这等场面？无论是视觉还是心灵都受到了强烈的冲击。我尴尬地低下头，故意用力咳嗽了两声，试图提醒那两位关爱一下后排单身狗的身心健康。然而，直到我咳得喉咙都快冒火了，那女生才仿佛从梦中惊醒般，微微从男生怀里挣脱出来，娇嗔地捶了他一下。没过几秒钟，她又像是被抽走了骨头，软绵绵地靠回男生身上。我认命地开始收拾书本，灰溜溜地逃离了自习室，转战相对肃穆的图书馆。
晚上回宿舍时，离楼门还有一段距离，就看到坪地围了一圈人。走近一看，一个男生抱着吉他坐在摆成心形的蜡烛中间，正深情地唱着歌。“又来！”我无奈地扶额，却又忍不住听了一会儿。他唱的是庾澄庆的《情非得已》，歌声不算专业，但感情充沛。感情这东西，要是能有个开关该多好，喜欢的时候打开，累了、痛了、知道没结果了，就干脆利落地关上，省去多少纠结和痛苦。
7月10号，是我们系绝大部分同学本学期的最后一门考试，却是我的倒数第二门——我还得为自己上学期的散漫买单。考完这门考试，看着同学们欢呼雀跃地讨论着假期计划，我深深的感到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接下来的重要事项，是约江江吃饭，详细规划我们的港澳之旅。江江一坐下就开始“兴师问罪”：“姐姐，你是不是忘记还有个弟弟在星城呢？”
“不能够，”我立刻否认，“我始终记得我有弟弟，只是……偶尔忘了他在星城。”
江江哼了一声，过了会，他又想起了什么：“景明哥哥呢？你不是说再约他出来跟我玩的吗？怎么没下文了？”
我差点被水呛到：“你的脑回路怎么跟林牧之差不多呢？跳跃性也太强了！”
“林牧之是谁？”江江捕捉到新名字，八卦之魂熊熊燃烧，“你又交新男朋友了？”
“你不要说些乱七八糟的话好嘛！”我赶紧制止他危险的联想，“不要管这些细节。重点是你这个思路，实在太不稳定了！”
“也还好吧……”江江嘟囔着，“我觉得景明哥还挺有意思的。”
我叹了口气，如果跟他解释肖景明现在时间紧张，有自己的事要忙，或许还有“喜欢的人”要陪伴，江江势必会冒出一连串更难以回答的“为什么”。为了避免麻烦，我干脆掏出手机，给肖景明发了条短信：江江说想你了。没过五分钟，他就回了电话，一开口便把我“碾压”在道德的“天花板”上：“还是江江有良心啊，还记得我。”
我哭笑不得：“良心不是这么衡量的大哥！我难道就没良心了吗？”
江江在一旁已经兴奋地坐直了身体，眼睛瞪得溜圆，隐形的小狗尾巴仿佛已经甩成了螺旋桨。我看他那样子，心一软，对着电话说：“你要不要跟江江聊几句？他就在旁边。”
肖景明爽快地答应：“好啊。”
我把手机递给江江，他接过手机，瞬间变得恭敬乖巧：“景明哥哥好！好久不见呀！”
不知道肖景明在那边说了什么，江江笑得眼睛弯弯：“好啊好啊！哥哥你最近是不是谈恋爱了，所以很忙呀？”果然还是我熟悉的江江，永远这么“开门见山”。
肖景明似乎否认了。江江立刻放心地说：“那就好！”接着，他又不负众望地抛出了下一个问题：“哥哥，林牧之是谁啊？你认识不？”
电话那头，肖景明愣了一下，问江江：“你认识林牧之？”
“不认识，”江江老实回答，“我姐姐说我脑回路跟林牧之差不多，我想知道是怎么个差不多法。”
“哈哈哈，你跟你姐说什么了？我帮你判断一下。”
江江开始“告状”：“我就是开门见山啊！”（我在旁边小声纠正：“江江，开门见山不是这么用的。”）我姐上次跟我说再约你出来跟我玩，结果一直没出来。”（我补充：“这是他见我说的第二句话。”）
肖景明笑得更开怀了：“还真有点像林牧之。他是我们学长，挺有思想的一个人。”
江江即刻拍起马屁：“哥哥，你也有思想……还帅……所以，你是不是看不上我姐姐这样的？”（我在心里呐喊：救命啊！江江！）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瞬，然后我听到肖景明的声音传来：“也许是她看不上我呢？”这句话像个小钩子，轻轻在我心上挠着。我不能再让这场对话继续下去了，否则不知道江江还会爆出什么惊人之语，迅速从他手里抢过电话，我说道：“肖景明，这天不能再聊下去了！我要对江江进行深刻的思想教育了！你先忙你的，回见！”
我放下手机，板起脸：“江江！你要是再敢这么口无遮拦，我就去跟你妈妈把你那些小破事全说了！我还要考虑把你丢在香港街头自生自灭！”
江江可怜兮兮地撇撇嘴：“太吓人了！不能对自己亲爱的弟弟这么残忍！我错了，对不起啦！我再也不敢了！”
跟江江吃过饭，送走这个小祖宗，我不得不再次展现“临时抱佛脚”的终极技能，投入到中国新闻事业史的重修备考中。宿舍里像个蒸笼，耐着近40度的高温，我一边狂吹电扇，一边死记硬背那些枯燥的年代、报人和事件。熬到次日凌晨四点，我才勉强睡了两个小时，然后顶着两个黑眼圈，奔赴考场。
谭老师出的题可谓变态，角度刁钻，细节繁多。我甚至没多余的精力去感受在一群师弟师妹中间考试的不自在。我把所有确定会的题目都答了，连最后两道难度极高的选做题也硬着头皮写满了答案。交卷时，我走到讲台前，可怜兮兮地说：“老师，我会做的全都写下来了，不会的……也是实在不会了。”
谭老师接过我的试卷，前后快速扫了一遍，脸上露出讳莫如深的笑容。我带着一颗疲惫又忐忑的心回到宿舍，不敢去分析他那个笑容到底意味着什么。后来，当我得知这门重修考试我竟然高分通过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再后来，有一次偶然遇到谭老师，他提起这事，笑着说：“我当时就是看你那副样子怪可怜的，就随便笑笑，安慰你一下。”
我听了，内心几乎在咆哮：老师啊！请您照照镜子吧！您那笑容，真的半点安慰人的意思都看不出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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