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学堂的开门，如同在平静的湖面投下了一块充满希望的巨石，激起的涟漪温暖而动人。
最初的半月，学堂内处处是新奇与兴奋。
孩童们对能坐在明亮的屋子里，不用为衣食发愁，还能摸着书本，充满了近乎虔诚的感激。
朗朗的读书声每日准时响起，工坊的运作也渐入佳境，一切都显得井然有序，生机勃勃。
然而，当最初的新鲜感褪去，现实的粗粝与复杂便开始悄然显露。
周墨涵定期送来的简报，语气逐渐从欣喜转向了沉稳，其中开始夹杂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难题。
这一日，安安并未预先通知，只带了云舒，乘着一辆不起眼的青帷小车，悄然来到了栖霞山。
她没有惊动任何人，如同一个偶然路过的旁观者，在学堂外围缓缓踱步，透过稀疏的篱笆和敞开的窗户，静静地观察着内部的情形。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学生基础的巨大差异。
同一间蒙童讲堂内，坐着年岁不等的孩子。
有七八岁的懵懂幼童，连笔都握不稳，跟着先生咿呀学语，注意力难以长时间集中；
也有十二三岁的半大少年，他们理解力稍强，但对那些过于幼稚的启蒙内容已然有些不耐，眼神偶尔会飘向窗外正在运作的工坊，那里能听到实实在在的、关乎生计的声响。先生试图兼顾，却往往顾此失彼，进度难以统一。
接着，她注意到出勤的问题。
并非所有孩子都能每日准时到来。春耕在即，许多家境稍好些的佃户之子，需要下田帮活；一些家中以打柴、捕鱼为生的，也需要在清晨或傍晚分担家计。
缺席、迟到、早退成了常态。知识的获取需要连贯性，这种断断续续的学习，效果可想而知。
更深的困境，在于教学内容的实用性。
安安站在窗外，听着老秀才正在讲解《千字文》中“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几句。先生讲得认真，孩子们跟着诵读，声音响亮。
但安安敏锐地捕捉到，几个年岁稍长的孩子眼中，除了茫然，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焦躁。
他们或许更想知道，如何计算今天砍的柴能卖几个铜板，如何看懂集市上简单的契约，如何写出自己的名字而不被欺骗。
工坊那边亦是如此。妇人们学习织布造纸，积极性很高，因为这直接关系到收入。
但学堂里的孩子，尤其是那些需要尽快为家庭分担压力的，对于“宇宙洪荒”和那些暂时看不见摸不着的“大道理”，本能地感到疏离。
午间歇息时，安安避开人群，寻到了正在一棵老槐树下稍事休息的周墨涵和孟溪亭。
周墨涵见到她，连忙起身，脸上带着一丝疲惫与惭愧：“娘娘，您怎么来了？属下正欲近日回府禀报……”
“无妨，我随意来看看。”安安摆摆手，目光看向孟溪亭，“孟先生感觉如何？”
孟溪亭如今负责年纪稍大些孩子的教学，他沉吟片刻，直言不讳：
“娘娘，学生资质、年岁、心性差异甚大，统一教授《千字文》、《三字经》，于蒙童或可，于年长者则如隔靴搔痒。
且许多孩子心系家计，难以专注。所学内容，若不能尽快与他们的生计产生关联，恐难持久。”
周墨涵补充道：“工坊那边倒是顺利，妇人们见着实效，干劲十足。只是……学堂与工坊，似乎成了两条不太相交的线。”
安安静静地听着，心中已然明了。她先前将过多精力放在了应对外部压力、建立制度和保障物资上，却忽略了教育本身最核心、也最复杂的部分——因材施教，以及学习内容与学习者现实需求的紧密结合。
慈善，不能仅凭一腔热情。教育，更不能脱离土壤空谈。
她想起自己前世所知的“分班教学”、“职业教育”理念，也想起这一世游历时，见过那些民间手艺人师徒相传、注重实操的场景。
“我明白了。”安安的声音依旧平静，却带着一种决断的力量，“问题不在学生，不在先生，在于我们的方法尚未贴合实际。”
她没有责怪任何人，反而安慰周墨涵和孟溪亭：“你们做得已很好，能及时发现问题，便是大功一件。办学非一日之功，遇到困境是必然。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应对，如何改进。”
她站在槐树的荫蔽下，望着远处那些在空地上奔跑嬉戏、暂时忘却烦恼的孩童，目光深远。
统一的教学内容必须改变。僵化的授课模式必须调整。学堂与工坊的壁垒必须打破。
光有善心与庇护是不够的，必须让知识本身，在这片贫瘠的土壤里，生出能让这些孩子和家庭看得见、摸得着的果实。
一个关于课程改革、教材重编、以及教学方式调整的初步构想，开始在她脑海中迅速勾勒、成型。她知道，自己必须再次沉下心来，深入到这教育实践的第一线，亲自感受，亲自摸索，才能找到那条真正适合这些贫苦孩童的求学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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