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指挥部正式挂牌运作后的第一次全体协调会，在中心最大的会议室举行。会议桌旁坐满了各科室负责人和项目组核心成员，空气里弥漫着领导们茶杯中飘散出来的各种茶香以及一种无声的角力氛围。
林晓作为副组长，坐在组长刘明副主任身侧稍后的位置。这是她第一次，尤其还是以项目指挥部的身份参与如此高规格的会议，她能感觉到来自各方或明或暗的打量目光，其中不乏质疑和审视。
会议由总指挥吴振华主任亲自主持，他言简意赅地强调了示范项目的重要性，要求各部门通力协作，打破壁垒。随后，会议进入实质性讨论阶段，首要议题就是理清各部门职责和数据需求。
当刘明副主任介绍完初步拟定的职责分工框架后，预料之中的风波立刻掀起。
业务科的钱科长首先发难，他手指敲着桌面，语气带着不容置疑的强势：“刘主任，这个分工我觉得有问题。智慧社区的核心是业务应用，所有业务数据的入口、审核、分发，理所当然应该由我们业务科统一把关。其他部门，比如物业办、发展科，只需要按需向我们提需求就行，没必要直接介入数据流转环节。这样能确保数据的权威性和一致性。”
他这话一出，物业管理办法科的赵科长立刻不干了。赵科长是位精干的中年女性，声音不高却寸步不让：“钱科长，你这话我就不敢苟同了。智慧社区平台是要直接服务我们物业管理和居民需求的，很多数据需要实时响应。如果所有数据都要先绕到你们业务科走一圈流程，黄花菜都凉了！居民报修个水管，还得先等你们业务科审批数据？这不符合效率原则！”
发展科的孙科长也慢悠悠地开口，带着点学院派的较真：“从数据治理的理论上讲，单一入口确实有利于标准统一。但考虑到实际业务场景的多样性，完全集中也可能成为瓶颈。我认为，应该区分数据类型，核心基础数据由业务科统筹，但过程性、作业性的数据，应该赋予一线业务部门更大的自主权……”
会场上顿时你一言我一语，争论不休。每个部门都从自身利益和权责出发，试图在项目初期划定最有利于自己的势力范围。数据，作为项目的血液和权力象征，成为了争夺的焦点。所谓的“协同共享”，在部门利益的面前，显得如此脆弱。
刘明副主任试图调和，但他显然缺乏足够分量的权威和具体的技术手段来说服这些实权科长，会议陷入了僵局。
吴主任的眉头微微皱起，会场气氛逐渐压抑。
林晓一直安静地听着，飞快地记录着各方的观点和矛盾焦点。她注意到，争论的核心并非要不要共享，而是 “以谁为中心”共享，本质是主导权之争。钱科长想当“总阀门”，其他科室则想拥有“分水龙头”。
她知道，自己必须说话了。这不是出风头，而是职责所在。她深吸一口气，在刘明副主任投来询问目光时，微微点头，然后平静地开口，声音清晰而稳定，瞬间吸引了全场的注意。
“吴主任，刘主任，各位领导。”林晓先礼貌地环视一周，然后目光落在面前的资料上，“我结合会前对各部门历史数据流转情况的梳理，谈一点不成熟的看法。”
她没有直接反驳任何一方，而是先抛出了一个客观事实：“根据近三年的项目档案统计，涉及跨部门协作的事项中，平均需要流转2.8个科室，平均办理时长约为15个工作日。其中，因数据标准不一、接口不畅导致的内部协调耗时，占比超过40%。”
这个具体的数据一出来，会场安静了一下。大家都隐约知道协同效率低，但如此量化的呈现，还是带来了不小的冲击。
“所以，问题的关键，或许不在于设定一个唯一的‘中心’。”林晓抬起眼，目光扫过钱科长、赵科长等人，“而在于建立一套清晰的 ‘交通规则’ 。”
她这个比喻，让所有人都怔了怔。
“我们不需要争论十字路口是该由东西向的车主导还是南北向的车主导，”林晓继续阐述，语气平和而富有逻辑，“我们需要的是红绿灯、斑马线和明确的行驶规则。这样，无论来自哪个方向的车流，都能高效、安全地通过。”
她顺势打开准备好的ppt，展示了一张简化的“数据流转路权规则”示意图。
“具体到我们的项目，我认为可以尝试这样一种思路：区分数据所有权、管理权和使用权。
“数据所有权归属于数据产生的源头部门，比如人口数据在派出所（需协调），房屋数据在房管所（需协调），业务过程数据在各业务科室。这是各部门的‘家底’，毋庸置疑。
“数据管理权，建议由指挥部下设的数据支撑组牵头，联合信息中心，负责制定统一的数据标准、接口规范、安全管理和效能监督。这相当于制定‘交通法规’和设立‘交警’。
“数据使用权，则根据业务场景和权限设置，向所有符合条件的部门开放。只要遵守‘交通规则’，任何部门的‘车辆’都可以在数据高速公路上行驶，直达目的地，无需层层中转。”
她顿了顿，观察了一下众人的反应，看到几位科长都露出了思索的神情，便进一步解释道：“这意味着，业务科无需成为所有数据的‘总阀门’，但可以凭借其业务权威，定义核心业务数据的标准和规范；物业办也无需事事向业务科申请数据，只要符合规则，可以直接获取其权限范围内的、由其他部门产生的相关数据。我们数据支撑组的作用，就是保障这条‘规则’的畅通和执行，解决‘堵车’和‘事故’。”
这一套组合拳下来，没有否定任何部门的固有权力，而是引入了一个更超脱的“规则制定者和仲裁者”角色，同时赋予了所有部门在规则下更大的自主行动空间。它巧妙地将“权力之争”转化为了“规则之治”。
钱科长紧绷的脸色稍微缓和了一些，虽然没能独占数据大权，但保住了标准制定的话语权，而且避免了成为所有数据矛盾的焦点。赵科长也微微点头，如果能直接、快速地获取所需数据，她并不在乎数据是不是从业务科手里过来的。
会场上的火药味渐渐消散，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理性的探讨氛围。
吴主任一直严肃的脸上，终于露出了一丝几不可察的赞许。他看了一眼张建明副主任，张主任则端着茶杯，不动声色。
刘明副主任抓住时机，立刻总结：“小林这个思路很有启发性！我看可以按照这个方向，由数据支撑组牵头，尽快拿出一个更细致的‘数据权责与管理规范’初稿，下次会议讨论！”
第一次协调会，有惊无险地度过。林晓用她的智慧和充分的准备，在复杂的权力博弈中，找到了一个看似平衡的支点。
散会后，林晓收拾东西，能感觉到背后那些目光已经少了许多质疑，多了几分重视。
钱科长走过她身边时，停顿了一下，难得地对她点了点头：“小林，准备得很充分。”
林晓谦逊地回应：“谢谢钱科长，还有很多需要向您学习。”
她知道，这仅仅是开始。制定规则远比提出理念要艰难得多，真正的挑战，还在后面。但无论如何，她成功地迈出了作为“副组长”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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