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个想法。”阿哲顿了顿，目光落在一尘的照片上，阳光正好落在相框边缘，亮闪闪的，“每年他生日那天，我们办一场‘一尘诗歌会’。读他写的诗，也读大家这一年写的诗——告诉他我们做了多少事，帮了多少孩子，让他知道，他的火还在烧。”
小女孩突然举起手，小手里攥着张画，是她今早趴在桌上画的：一群人围着篝火，火里飘着“校车”“盲文”“向日葵”的诗句，天上有颗最亮的星星，正对着篝火眨眼睛。“我要把每年的画都贴在这儿，”她指着照片旁边的墙，声音软乎乎却很坚定，“让陈老师知道，我们没忘他，没忘他说的‘诗里有光’。”
之前做诗歌文创的年轻人也接话：“我以后每季度做一批新文创，帆布包、书签、笔记本，上面都印大家写的诗，赚的钱全用来印盲文诗集和儿童诗集。一尘以前总说想让诗走进生活，我们帮他做到，让更多人把诗带在身边。”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说要把春季进校园的活动扩到十所学校，说要给诗歌信箱加个“线上版”，让远方的人也能投信；说要把地下室重新刷一遍，墙上贴满这些年的活动照片——从最初只有一尘和阿哲的冷清，到后来挤满孩子和老人的热闹，都一一贴上去，让每段时光都有痕迹。
说话间，阿哲妹妹已经打开了一尘的旧电脑，屏幕亮起时，自动弹出个未完成的文档，是“夏季诗歌夏令营”策划，最后一行写着：“要让孩子们知道，夏天的风里都藏着诗，抓一把就能读。”她抹了把眼泪，笑着说：“这个策划，我来接着改，肯定让孩子们玩得开心，读得尽兴。”
老周走到书架旁，拿起本一尘批注过的诗集，轻轻念起来：“‘风是自由的邮差，把暖送到每个角落’——他写的这句，我们就当成诗社的新约定吧，把他的暖，送到更多地方去。”
阳光从地下室的小窗照进来，落在照片上，落在带血迹的策划案上，也落在每个人的脸上。没人再哭了，反而都笑着——就像一尘还在时那样，眼里有光，心里有暖，知道这堆火会一直烧着，知道那些没说完的话、没做完的事，都有人接着往下走，不会断。
后来，诗社真的一直办了下去。每年一尘生日那天，地下室里都坐满了人，有人读他写的《给孩子的诗》，有人读自己写的《我帮陈老师送了本诗集》，小女孩会把新画的“向日葵诗会”贴在墙上，年轻人会带来印着“风是邮差”的帆布包。有次诗歌会结束后，阿哲收拾东西，发现一尘的诗集里夹着张泛黄的纸条，是他很早以前写的：“如果有天我不在了，诗社还在，大家还在，就说明我没真的走。”
他抬头看了看墙上的照片，阳光正好落在相框上，亮闪闪的，像一尘在笑。风从窗缝钻进来，掀动桌上的诗稿，沙沙的响，好像真的听见他说：“你们看，我没骗你们吧，我一直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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