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老栓没说话，只是伸出手——他的手是青紫色的，指甲缝里还沾着点坟土，朝着老叔的胸口抓过来。老叔吓得闭上眼，尖叫出声，可喉咙像是被堵住了，只能发出“嗬嗬”的声音。他能感觉到一股寒气扑面而来，像是掉进了冰窟窿，胸口像是被什么东西压住了，喘不过气。
过了几秒，他没感觉到疼，睁开眼——磨盘还在那儿，老槐树的影子还在地上织着网，土坑边的潮气还在飘，可赵老栓，不见了。烟锅里的火星没了，旱烟味也散了，只有他自己跪在地上，药箱摔在一边，针管、药瓶滚得满地都是。
“鬼！有鬼！”老叔终于喊出声，声音嘶哑，在夜里传得很远。他连药箱都顾不上捡，手脚并用地往前爬——膝盖磨在石子路上，疼得钻心，可他不敢停，也不敢回头，只知道往前爬，往家的方向爬。老槐树的枝桠在头顶晃着，像是要抓他的头发；磨盘的影子在地上拖得很长，像是有人在后面追；土坑里传来“哗啦”的水声，像是有东西要爬出来。
他爬了整整一个小时，才爬到村口。村口的大槐树下，拴着村里老王家的狗，狗听见动静，“汪汪”地叫起来，声音在夜里格外响亮。老叔听见狗叫，才觉得稍微安全了点，可浑身的力气已经耗尽，趴在地上，大口喘着气，眼泪和汗水混在一起，流进嘴里，又咸又涩。
村里的人被狗叫吵醒，开门出来看，才发现趴在地上的老叔。他的膝盖磨破了，渗着血，手上也全是伤口，药箱丢在了半路上，人已经快虚脱了，嘴里还在不停地念叨：“赵老栓……磨盘……旱烟……”
村里人把老叔抬回家，给他清洗伤口，灌了点热水，他才慢慢缓过来。可从那以后，老叔就病了——高烧不退，说胡话，一闭眼就看见赵老栓坐在磨盘上抽旱烟，朝着他伸手要烟；有时候半夜惊醒，尖叫着“别抓我”，把家里人吓得不轻。村里的医生来看过，说是受了惊吓，开了点安神的药，可没用；后来请了邻村的神婆，烧了纸，念了经，老叔的烧才慢慢退了，可还是不敢下床，不敢出门，更不敢提“磨盘”和“赵老栓”这两个名字。
直到两个月后，老叔才能勉强下床。他第一件事，就是让儿子去坑边的磨盘那儿，把他丢在那儿的药箱捡回来。儿子回来的时候，说药箱还在，只是里面的针管、药瓶都碎了，磨盘上，放着半包旱烟，是赵老栓生前最爱抽的“老刀牌”，包装纸都发黄了，像是刚拆封的。
老叔听了，沉默了很久，让儿子把那半包旱烟拿到赵老栓的坟前烧了，又烧了两包新的，嘴里念叨着：“老哥哥，我知道你不是故意吓我的，是我欠你的烟。你安心走吧，别再留在那儿了，冷。”
从那以后，老叔再也不敢在夜里出门看病，就算白天去，路过坑边的磨盘，也会绕着走，走得飞快，不敢回头。村里的人也很少再去那片地方，尤其是晚上，没人敢靠近老槐树和磨盘——都说赵老栓的魂还在那儿，等着要烟抽。
有一次，我跟着村里的大人去坑边放牛，远远地看见磨盘上坐着个黑影，手里夹着烟杆，烟锅里的火星一闪一闪的。大人赶紧拉着我往回跑，说那是赵老栓在抽烟，别让他看见。我回头看了一眼，黑影还在磨盘上坐着，月光照在他身上，像是要融进夜里。
后来，村里把那个大土坑填了，种上了玉米，老槐树也被台风刮倒了一棵，剩下的两棵，也没了往日的阴森。只有那个磨盘，还留在原地，被玉米地围着，青石板的表面，在月光下依旧发亮。有时候路过那儿，还能闻到一股淡淡的旱烟味，像是有人在远处抽着烟，“吧嗒，吧嗒”的声音，顺着风飘过来，又很快消失在夜色里。
老叔现在已经不看病了，在家颐养天年。有时候我去他家串门，还能看见他坐在院子里，晒着太阳，手里拿着个空烟杆，在膝盖上敲着，嘴里念叨着：“老哥哥，烟够抽了吧？别再待在那儿了，回家吧。”
我知道，他这辈子，都忘不了那个半夜的磨盘，忘不了赵老栓的脸，忘不了那股呛人的旱烟味。而那个磨盘，那个老槐树，那个大土坑，还有赵老栓的魂，都成了村里的一段传说，一代传一代，提醒着人们——有些东西，就算死了，也还在，在某个你想不到的地方，等着完成未了的心愿，等着跟你要一包烟，一句问候。
月光再照到磨盘上的时候，我总觉得，磨盘上坐着的，不是鬼，是个孤独的老人，只是想找个人，陪他抽根烟，说说话，在冰冷的夜里，不那么孤单。而老叔那天晚上的恐惧，或许不是因为鬼，是因为突然明白，有些离别，不是结束，是另一种开始——那些走了的人，其实没走，还在我们身边，在某个熟悉的地方，等着我们，再跟他们说句话，再给他们递根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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