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启二年（886年）春，庐州。
春寒料峭，庐州城外的田野却已是一片热火朝天。无数军民在官吏的组织下，疏浚沟渠，平整土地，准备春耕。杨行密身披一件半旧的皮裘，在长史袁袭、大将田頵、张训等人的陪同下，徒步视察着屯田的进展。
“主公，去岁冬日垦荒，今春引肥水灌溉，这一片，”袁袭指着眼前望不到边的田垄，脸上带着欣慰，“待到夏秋，便是满仓稻谷。庐州、舒州两地屯田，已初见成效，军粮之忧可稍解矣。”
杨行密抓起一把湿润的泥土，用力捻了捻，沉声道：“好土！袁先生，屯田之事，乃我立足之根本，万不可懈怠。淮南历经战乱，地广人稀，唯有让百姓安居，方能收取赋税，供养大军。”他目光投向东北方向，那里是烽火连天的扬州地界，“孙儒豺狼之性，扬州富庶，经不起他长久折腾。我等需积蓄力量，以待其时。”
大将田頵接口道：“主公，探马来报，孙儒部在扬州四处劫掠，民怨沸腾。我军新得滁、和二州，是否可主动出击，袭扰其侧翼？”
杨行密缓缓摇头，目光深邃：“田将军勇猛可嘉。然此刻，滁州、和州，于我而言，非为进取之阶，实为缓冲之地。”他蹲下身，用一根树枝在地上粗略画出示意图，“你看，扬州在此，孙儒主力盘踞。我若重兵驻守滁、和，则孙儒必视我为心腹之患，倾力来攻。我军新附未稳，粮秣不济，硬拼非上策。”
他顿了顿，继续道：“不若将此二州作为战场，与孙儒来回拉锯。他来，我便稍退，利用地形节节抵抗，消耗其兵力粮草；他去，我便复进，劫其粮道，扰其后方。如此，既能牵制孙儒，使其无法全力西向或南下，又能为我庐、舒根基之地争取宝贵的屯田养兵时间。”
袁袭抚须赞叹：“主公英明！此乃‘疲敌、耗敌’之策。滁、和两州，便如两块磨刀石，要一点点磨掉孙儒的锋芒和气力。”
张训有些不解：“那岂不是要牺牲两州百姓？”
杨行密站起身，眼中闪过一丝无奈与决然：“乱世之中，岂有完卵？相比于被孙儒屠城灭种，在我与孙儒的拉锯中，他们尚有一线生机。传令下去，滁、和守军，以游击袭扰为主，保存实力，不得与孙儒主力硬撼。首要之务，是保住庐州、舒州这两个‘家’！”
战略既定，杨行密集团开始埋头苦干。庐州、舒州成为了巨大的兵营和农场，招募流民，分发农具种子，兴修水利，操练士卒。而东面的滁州、和州，则开始了与孙儒军漫长而残酷的拉锯战，烽火时起时熄，成为了消耗双方力量的泥潭。
时间回到年前，扬州城内，却是另一番地狱景象。孙儒虽占据了这座昔日天下最繁华的都市，但他的统治方式只有两个字：掠夺。
帅府（原淮南节度使府）内，炭火盆烧得正旺，却驱不散空气中的血腥气。孙儒踞坐胡床，面前摆着烤羊腿，吃得满手油腻。其下将领，也多粗野无状。与杨行密那边的励精图治相比，这里更像一个土匪窝。
“大帅！”一名心腹将领进来禀报，“秦宗衡那小子，带着秦宗权的命令来了，说要接管扬州，让咱们听令！”
孙儒眼中凶光一闪，将啃完的骨头狠狠砸在地上：“放他娘的屁！老子打下的扬州，他秦宗权想摘桃子？秦宗权如今被朱温揍得抱头鼠窜，还想来管老子？”他早就对秦宗权不满，如今自己占据富庶的扬州，更不愿再屈居人下。
光启元年冬，一场血腥的火并在扬州城内爆发。孙儒设计宴请秦宗衡，席间摔杯为号，伏兵四起，将秦宗衡及其部属斩杀殆尽。孙儒提着秦宗衡的人头，对部下宣布：“从今日起，我等与蔡州秦家再无瓜葛！这淮南，是老子孙儒的天下！”
彻底独立后，孙儒面临的局面并不轻松。南面是正在崛起的钱镠，东面是大海，西面是正在恢复元气的杨行密，而北面，则是刚刚吞并了时溥、朱瑾等势力，兵锋正盛、虎视眈眈的朱温！
孙儒虽残暴，却并非无脑之辈。他深知，困守扬州孤城绝非长久之计。必须扩张，必须就食！
光启二年春，孙儒挥师北上，重新占据了楚州，并一路向西，攻掠人口和粮草相对较多的濠州、寿州，甚至一度兵锋波及更西的光州（潢川）。然而，与历史上因粮草极度匮乏而发展到“以人*肉为军粮”的绝境不同，此时的孙儒，多了两条活路：
第一条就是与钱镠的“人口买卖”：尽管双方敌对，但暗地里的交易从未停止。孙儒将掳掠来的部分人口、扬州库藏的部分奇珍，通过隐秘渠道卖给钱镠，换取粮食和军械。钱镠出于削弱孙儒、补充人口等多重考虑，也默许了这种交易。这为孙儒提供了重要的物资补充。
通过占据富饶的楚、濠、寿、光等州，虽不及扬州鼎盛时期，但仍是传统的农业区，能够提供一定的粮饷。在楚州、濠州、寿州、光州这四个新占据的州各部署约一万军队，命令他们“就地取食”，一方面减轻扬州核心区的压力，另一方面形成一条面向北方的防线，主要目的是防备朱温可能的南下。他自己则亲率四万最为精锐的核心部队，以扬州为基地，不断向西攻击滁州、和州，与杨行密军进行拉锯战，主要目的并非占领，而是劫掠粮饷，破坏杨行密的屯田成果，并保持军事压力。
如此一来，孙儒集团虽然残暴，内部也存在不稳，但至少在光启二到三年间，维持了一种危险的扩张态势，没有陷入历史上那种因极度缺粮而全面崩溃、兽性大发的绝境。他的战略重心，明显是放在西面的杨行密和北面的朱温身上，对于南面相对“守规矩”的钱镠，则暂时维持着一种脆弱的平衡。
两年时间，在频繁的小规模冲突和紧张的备战中飞快流逝。
光启三年（887年）秋，庐州城下，稻田千顷，已见丰收景象。杨行密的军队扩充至三万余人，装备虽仍不如孙儒精锐，但士气旺盛，粮草逐渐充足。
扬州城内，孙儒的四万主力依旧剽悍，但连年征战，特别是与杨行密在滁、和地区的反复拉锯，消耗了不少元气。北面四州的驻军，与朱温势力的摩擦也日渐增多。
这一日，杨行密再次登高远眺东方。袁袭站在他身边，轻声道：“主公，时机将至矣。孙儒北防朱全忠，西与我纠缠，其力已分。我观天象，淮南气运，将有大变。”
杨行密目光坚定，缓缓道：“两年蛰伏，我辈秣马厉兵，等的就是这一刻。孙儒暴虐，人神共弃！传令诸将，加紧备战。待秋粮入库，便是我等东下扬州，与孙儒决一死战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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