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后，星期一上午，分局小会议室被布置得简单而庄重。墙上贴着“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的红色标语，长条会议桌上铺着墨绿色绒布，暖水瓶和搪瓷缸子整齐摆放。赖局长带着几位分管副局长和政治处主任、李成钢、人事科长，与今年分配来分局报到的退伍军人举行了一个简短的座谈会。
赖局长穿着笔挺的78式警服，站起身，双手扶着桌沿，声音洪亮：“同志们！首先，我代表分局党委，热烈欢迎你们加入四九城公安队伍！你们在部队的大熔炉里锻炼成长，现在又投身到维护四九城治安稳定的新战线，这是光荣的使命！”
会场里三十来个退伍军人坐得笔直，大多数穿着洗得发白的军装，只是摘掉了领章帽徽。他们神情激动，眼神中充满朝气和对新工作的期待。听到赖局长的话，不少人下意识地挺直了腰板。
“首都公安，责任重大啊。”赖局长继续说着，语气诚恳，“咱们面对的，不光是偷鸡摸狗的小毛贼，更有破坏社会秩序、威胁人民安全的犯罪分子。这就需要我们有部队一样的纪律，一样的战斗力！希望同志们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尽快适应新岗位，把部队的好作风带到公安战线来！”
掌声响起，热烈而整齐。接下来几位局领导也简短发言，都是勉励和欢迎的话。
轮到退伍军人代表发言时，一个身材魁梧、皮肤黝黑的前炮兵班长第一个站起来，声音震得窗户嗡嗡响：“感谢组织信任！我王铁柱在部队是操炮的，到了公安战线，我就是一颗螺丝钉，组织拧哪儿我就在哪儿使劲儿！保证指哪儿打哪儿！”
又一个略显斯文的退伍兵站起来：“我在部队是无线电兵，懂得通讯技术。我向组织保证，一定刻苦学习公安业务，尽快成为行家里手！”
会场气氛热烈，发言一个接一个，大家都表达了“转业不转志，退伍不褪色”的决心。
然而，李成钢在主持会议和观察时，却敏锐地注意到，坐在后排靠窗位置的一个年轻人，显得有些不同。他坐姿也算端正，但眼神时不时地飘向窗外光秃秃的槐树枝桠，似乎有些心不在焉。当大家慷慨激昂发言时，他只是随着众人礼节性地鼓掌，嘴角却没什么笑意，甚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疏离？或者说，是一种与周围热烈气氛不太协调的沉静。
李成钢悄悄翻看了一下手边的名单和座位表，找到了对应的人：刘峰，24岁，原昆明军区某部副指导员，21级干部。他特意在档案堆里找出刘峰的档案，快速浏览。档案显示，刘峰是特招入伍的，在文工团表现优异，文化程度较高，很快被昆明军区文工团介绍入党。但奇怪的是，在1978年底，也就是南疆战事爆发前不太久，他突然被调离文工团，进入了某野战部队担任副指导员，随后参加了自卫反击作战。档案中记载他参与作战，完成任务，但并无特别突出的战功。
李成钢合上档案，心中的疑惑更重了。按常理，一个非高干子弟的文工团骨干，在那个时间点，几乎不可能提前知晓即将爆发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并主动要求去野战部队“镀金”。事实上，当时很多消息灵通的高干家庭，是想方设法把子女从一线作战部队往后调，以规避风险。这个刘峰的反常调动，是组织安排？还是另有隐情？他在战场上的真实经历和心路历程又是怎样的？为何在如今大家都对未来充满期待的座谈会上，他会流露出那种隐约的格格不入？
李成钢决定，在接下来的“个别谈话”环节，要把这个刘峰作为一个重点观察和了解的对象。他隐约觉得，这个年轻人平静的外表下，可能隐藏着不为人知的故事和复杂的内心世界，而这对一个即将进入公安队伍的人来说，既可能是宝贵的特质，也可能需要特别的关注和引导。
会议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李成钢看着刘峰随着人群默默离开的背影，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座谈会结束后，按照安排，下午开始进行个别谈话。李成钢和政治处的小张干事一起，在小会议室里准备。小张负责记录，李成钢主谈。
谈话顺序基本按照名单来。前面几个退伍军人，大多是战斗骨干或技术能手，谈话进行得很顺利。他们普遍情绪高昂，对公安工作充满向往，回答问题干脆利落，表达清晰。
“李主任！”一个黑黝黝、手掌粗糙的小伙子坐在李成钢对面，眼睛发亮，“我在部队是侦察兵，经常夜间潜伏、摸地形。我觉得这身本事在公安战线也能用得上！抓小偷、蹲守嫌疑人，我都行！”
李成钢笑着点头：“侦察兵的基本功确实有用。不过公安工作和部队作战有区别，更多是要懂法律、讲证据。这个需要学习。”
“我学！我肯定好好学！”小伙子拍着胸脯，“我在部队就是学习标兵！”
另一个略显腼腆的战士说话时不敢看李成钢的眼睛，盯着自己的手：“李主任，我……我在汽车连开了五年车，从老解放到新东风都摸过。安全行车十万公里没出过事故。咱们局里要是有车需要人开，我……我能行。”
“驾驶技术很重要。”李成钢在本子上记着，“咱们分局车辆紧张，有个好司机能顶大用。不过公安司机不光要技术好，还要守纪律、嘴巴严，能应对突发情况。”
“我能！我在部队给首长开过车，规矩我都懂！”战士抬起头，眼神认真。
李成钢一边认真听，一边观察。他发现这些年轻人大都眼神明亮，坐姿笔挺，虽然有些紧张，但整体精神面貌很好。他仔细询问了每个人的特长、对岗位的期望，也简要介绍了公安工作的特点和要求。
下午三点左右，轮到刘峰了。
门被轻轻敲响，小张说了声“请进”。刘峰推门进来，他穿着洗得发白但熨烫平整的65式军便装，风纪扣系得一丝不苟，领章帽徽已经取下，只在衣领处留下淡淡的印记。他身材高大，不算特别魁梧，但站姿挺拔，走进来的步伐沉稳有力，带着军人特有的节奏感。
“报告！”刘峰在桌前立正，声音清晰但平淡，“原昆明军区某部副指导员刘峰，奉命前来谈话！”
“刘峰同志，请坐。”李成钢指了指对面的椅子，脸上带着温和的笑容，顺手把桌上的烟灰缸往旁边推了推，“不用这么正式，就是随便聊聊，互相了解了解。小张，给刘峰同志倒杯水。”
刘峰端正地坐下，双手放在膝盖上，背挺得笔直，接过小张递来的搪瓷缸子时轻声说了句“谢谢”。
李成钢翻开刘峰的档案，又看了看笔记本上自己昨晚做的标记，开口问：“刘峰同志，档案上写你是1972年入伍，当时才16岁多？这个年纪当兵，算是特招吧？”
刘峰点点头，双手捧着温热的缸子：“是的。我从小就喜欢跳舞，在少年宫学了几年芭蕾和民族舞。72年春天，昆明军区文工团来北京特招文艺兵，在劳动人民文化宫选拔，我被选上了。”他的普通话很标准，带着北京口音，但又不完全是胡同里的味道。
“16岁入伍就是排级干部，24级，不简单啊。”李成钢的语气里带着适当的赞赏，但眼睛观察着刘峰的反应。
刘峰的脸上掠过一丝几乎察觉不到的情绪波动，像是被触及了什么，但很快恢复了平静：“是组织上的培养。”他顿了顿，补充道，“那时候文工团缺年轻男演员，我条件还算符合。”
“在文工团干了快七年，从16岁到23岁，”李成钢手指轻轻点着档案上的时间线，“正是长本事的时候。怎么后来又去了野战部队呢？”他看似随意地问道，目光却留意着刘峰的每一个细微动作。
刘峰的坐姿没有变化，但李成钢注意到他的手指在搪瓷缸子上摩挲了一下，指节有些发白。会议室里安静了几秒钟，只有窗外远处传来的隐约车铃声。
“1978年底，”刘峰终于开口，声音比刚才低了些，但依然平稳，“组织上安排，加强基层部队政治工作力量。文工团也要输送干部到一线锻炼。”这个回答很官方，也很模糊，像是重复过很多遍的说辞。
李成钢没有追问，而是换了个方向，语气变得柔和了些：“参加自卫反击战了？能说说在部队的情况吗？档案上写你参与作战，完成了任务。”
“参加了。”刘峰的回答依然简短，他低下头看着杯中晃动的水面，“在步兵连担任副指导员。参与作战，完成了任务。”他几乎是重复了档案上的评语，然后沉默了很久，久到小张都抬头看了他一眼。
就在李成钢以为他不会再说下去时，刘峰轻声补充了一句，声音很轻，却带着重量：“我们连……打穿插。很多战友……没回来。”
最后这句话说得很轻，但李成钢听出了一丝不同寻常的东西。那不是简单的悲伤或感慨，而是一种更深沉、更复杂的情绪——有悲痛，有愧疚，也许还有别的什么。
李成钢没有立即接话，给刘峰留出了沉默的空间。过了一会儿，他才继续问道：“听说你是主动要求转业的？很多参战回来的同志，都想留在部队发展，特别是像你这样有文化的年轻干部。”
刘峰抬起眼，第一次真正直视李成钢。那双眼睛让李成钢心头一震——那是经历过生死的人才有的眼神，看似平静的表面下藏着汹涌的暗流，有疲惫，有疏离，还有一种与年龄不相称的老成。
“李主任，”刘峰的声音依然平稳，但语速略微加快，像是在努力控制着什么，“在野战部队待过，特别是……经历过那些之后，我觉得自己可能不太适合继续留在部队了。”他停顿了一下，似乎在寻找合适的词语，“想换一个环境，重新开始。”
“所以选择了公安？”李成钢问，手指无意识地转动着钢笔。
“嗯。”刘峰点头，“公安也是维护国家安全的战线，同样需要奉献。”但这句话听起来更像是背诵某种标准答案，缺乏前面那些退伍军人说起公安工作时眼里的光。
李成钢合上档案，身体微微前倾，双手交握放在桌上，语气变得更加温和，像是长辈在跟晚辈谈心：“刘峰同志，咱们今天关起门来说话，就是同志之间的交流，有什么想法都可以说，畅所欲言。你在文工团待了近七年，突然调到野战部队，又经历了战争，肯定有很多感触。档案是死的，人是活的。组织上想了解的是真实的你，你的特长、你的想法，甚至你遇到的困难和困惑，都可以谈。这对你将来在公安系统的发展，也有帮助。”
李成钢注意到刘峰的手指又蜷缩了一下。会议室里很安静，阳光从西窗斜射进来，在桌面上投下斑驳的光影，能看见空气中飘浮的微尘。窗外的院子里，几个民警正在打篮球，隐约传来球击地面的“砰砰”声和喊叫声，更衬得室内的寂静。
刘峰低着头，双手紧紧握着搪瓷缸子，指节发白。李成钢耐心地等待着，没有催促，只是偶尔端起自己的杯子喝口水。
墙上的挂钟“嘀嗒嘀嗒”走着，分针移动了将近五分钟。
终于，刘峰深吸一口气，那吸气声在安静的房间里显得格外清晰。他抬起头时，眼神里多了一些东西——那是一种决定敞开心扉的决绝，也带着一丝压抑已久的委屈，甚至有点破罐破摔的意味。
“李主任，”他的声音有些发紧，不如之前平稳，“其实……我调到野战部队，不是组织加强基层那么简单。”
李成钢点点头，表情认真但温和：“你说，我听着。”
“我在文工团……犯了错误。”刘峰说得很艰难，每个字都像是从喉咙里挤出来的，“对一个女同志，表达了……不该表达的感情。”
他断断续续地说出了那段往事：文工团里一个叫林丁丁的女干部，是独唱演员，歌唱得好，人也漂亮，父亲是个小领导。两人经常一起排练歌舞节目，他是舞蹈演员，她是主唱，相处时间长了，刘峰渐渐对她产生了感情。
“她业务好，平时对我也很照顾。”刘峰的声音变得有些飘忽，像是陷入了回忆，“说话总是轻声细语的，笑起来眼睛弯弯的。有一次我排练扭伤了脚，她还特意去卫生队给我拿了红花油，亲自帮我涂抹。”他苦笑了一下，那笑容里满是苦涩，“我以为……我以为她对我也有好感。至少，不讨厌。”
就这样，年轻人的心思越来越重。终于在一次重要的军区汇演结束后，大家都很兴奋，聚餐时喝了点酒。刘峰鼓起勇气，连夜写了一封信，表达了自己的爱慕之情。
“写得很小心，就是表达好感，希望能进一步了解，共同进步……都是那时候信里常写的话。”刘峰摇摇头，“我甚至没敢当面给她，是第二天早上塞到她宿舍门缝里的。”
他把信偷偷塞给了林丁丁。没想到当天下午，政治处主任就找他谈话，脸色铁青，说有人反映他“作风有问题”，“骚扰女同志”，“影响极坏”。原来林雪拿到信后，看都没看完，直接交给了政治处，说刘峰“耍流氓”，“纠缠不清”，严重影响她的工作和生活。
“我懵了。”刘峰说，声音里带着当时残留的震惊和委屈，“我解释说我们是正常同志交往，我没有恶意，信里措辞也很尊重……但领导说，不管有没有恶意，影响已经造成了。女同志明确表示反感，这就是问题。”
他停顿了很久，才继续说：“为了文工团的纯洁性，也为了‘教育’我，决定调离。正好那时候野战部队需要政工干部，就把我调过去了。”他的嘴角扯出一个讽刺的弧度，“说是加强基层，其实就是发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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