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天晚饭后童凤莲不高兴地对向河渠说：“我说你别总是没钱买对头做，还赊对头做好不好？”“怎么了，我的夫人，又是多云天气？”向河渠边洗碗边问。他是真不懂妻子气的来源吗？哪里话？他心如明镜呢。
“还问我，你的耳朵背啦？”“哎哎哎——，别骂，别骂，跟你说过多少次了，老不改。”向河渠脸上挂着笑容，话可不像笑容那么甜。童家不是书香门庭，出言吐语不象向家那么文雅，在她看来的寻常话语，却被丈夫说成是骂。说由你去说，我还依然如故，叫我改，你怎么不改改呢？耳朵背了也是骂人么？她没理他。
其实不能怪童凤莲着急呀，这些天她听了多少馊气话唷：什么“看他个婊子养的当一世的干部嘞，扣我家的钱拿去买药吃啊！”什么“忘恩负义的东西，人家冒那么大的险冲上台去救他父，脸怎么箍得下来的？”什么“眼睛里还有个队长吗？狂妄上了天了。”还有什么“头打掉下来也别想扣到我的钱，我单要同他碰碰看。”等等，等等。当个干部家属，没沾到一分一厘的光，到要故意装迟到，让执行制度的头一刀从她头上开起；依着他处处带头，怀孕八九个月了，还在地里浇粪、冬翻，没有捞到过拣棉花、拣棉种、扫扫刷刷的轻巧活儿干，图个什么？难道就图挨人冷嘲热讽地骂？
怪谁呢？怪向河渠吗？
猪肥料钱的老制度是养猪户必须在生猪进圈八个月后或者达到一百斤后才可出售，否则肥料钱折半算。薛井林觉得生猪一百斤正是放粪的时期，要是准许卖，可就少了大量的肥料，一只百斤以上的猪，不说多，一天四五十斤粪尿，全队就是两千多斤，一个月就是六七万斤，两个月就是十三四万斤，够三四十亩地的基肥呢，于是他决定改为十个月或者一百三十斤才可出售。
或者有人认为养个百三十斤的肉猪，还不是家家都能办得到吗？看现在，食品站上收购的猪，大都在二百斤以上，哪来的一百三十斤左右的？殊不知那时候农村普遍穷，种田人没有余粮，向河渠家两只猪养了十三个月，一只重七十七斤，另一只大的也只重百十斤，没粮养，猪生肉难啊！因而通过决议时向河渠谈了自己的看法，但没能动摇薛井林的决定。
正是队长薛井林违反了他自己坚持制订的制度。不用说队长有队长的难处：家里没粮了，粗料也差不多吃光了，虽然会计劝他再坚持十几天，以免犯制度，他还是卖了。接着周兵、吴兰珍、夏振森等九家十一条不应出圈的生猪统统上了过圈栏。全队五十四条猪几天内下降到四十一头，违反制度售出的生猪中最大的一百二十七斤，最小的六十四斤，喂养时间最长的九个半月，最短的六个月。
制度面前人人平等，这可是新领导班子说的硬梆梆的豪言壮语，为了说话当话，向河渠还故意演了一个小节目，让妻子故意迟到，然后按制度执行，至于妹妹的劳动质量被处分到不是故意的。而今是队长、副队长、贫协组长都犯制度了，该怎么办呢？薛夏的结亲使向河渠犹豫了，原则能坚持吗？“向会计”“河渠啊”“大侄子”“渠叔”各种称呼此起彼伏地在向河渠耳边响起，干嘛呢？有的说制度历来是压社员的，队长犯了制度，谁敢放个屁？有的不希望按制度办事，只要求退回被老会计扣的肥料钱；搞不好的......闲言闲语，说什么的都有。
闲话不仅说给向河渠听，人们纷纷互相议论着：五个队委三个犯制度，十家十三条猪全部犯制度，这事还小吗？周兵听不下去了。他是个直心肠的莽汉子，过去在老社长手下，力没少出，汗没少流，很想帮老社长把生产队搞上去，却不能如愿。他恨老社长总是将“理”字树栽在自家门前，而今自己也犯了制度，不能将“理”字树也栽到自家门口吧？家庭经济是困难的，折半算就要少算三十来块钱，三十来块钱可不是个小数，干活儿要干两个多月的。可是要是不扣，这条制度一废，其它制度怎么办？不行，已定的制度不能废，扣就扣吧。他找到了向河渠。
“向会计，你说是谁说过制度必须是铁的，不能变成棉花的、面条的，我犯了制度就应该扣，你从我头上开刀吧。”“这——”向河渠犹犹豫豫地说出了他的顾虑。周兵说：“我记得你说过商鞅变法的故事，执行法律一定要严，扣吧，不过就是几十块钱。几十块钱买个原则，还是值得的。”“开个会商量一下。”“商量个屁，制度上有的，商量什么？还能商量出个不执行的办法出来？”“还是开会商量商量为好，省得影响关系。”
领导组成员会在队长家召开。四队的领导组成员除正副组长外，还有贫协组长吴明珍、民兵排长姜粉英，五个人中只有周兵和吴明珍是老队委，其余三个是新的。会议刚开始，周兵就发表了他的意见。他说他家很困难，没粮给猪吃，也不长，俗话说猪子生得坏，你不喂它吃，它不给你卖。没粮给它吃，长什么，没办法卖掉了。他说他违反了制度，应该按制度执行。贫协组长吴明珍说：“古人说罪不责众，十来家人家都犯了制度，说明制度不得人心，应该改制度，不应该扣钱。”周兵说：“我们说话不能带私心。订这条制度时向会计说他家的两只猪养了十三个月，才长了七八十斤和百十斤。十个月嫌长，一百三十斤难长，还是老制度比较合适。那时我们为集体利益才订了新制度，现在我们自己犯了制度就说不得人心了，说得对吗？”
队长薛井林心头很矛盾：咳！早知现在就不必当初了。六七十块钱呢。执行吧，钱没了到哪儿取去？不执行，其它制度怎么办？还有老班子按老制度扣的肥料钱怎么办？说来要怪向河渠，要是称秤时照顾一下就好啦，一只一百二十七，一只一百二十五，每只多报个三五斤，不就没事了。他忘了称秤时还有两个抬猪的社员代表呢，能照顾吗？“井林，你看怎么办？”向河渠的问话惊醒了他，他眉毛一皱说：“大家讨论，大家说，少数服从多数。”
“什么屁话，执行制度还要少数服从多数？”周兵看不惯薛井林的态度，他嘴上不说，心里骂着。随即打开语录本，翻到103页念了起来：“党的各级机关解决问题不要太随便，一成决议，就须坚决执行。”念完后说：“制度早就订了，应该坚决执行。我们当干部的不能以身带头，还能领导别人吗？还算干部吗？我说凡违犯制度的，一律要照制度执行，我们要当好社员的带头人。”
周兵这么一说，别说是吴明珍，就是薛井林也不好说什么了，至于姜粉英她无所谓，于是领导组达成一致意见，照制度执行。向河渠说：“本来执行制度不需要请大家来讨论，因为事情涉及到领导组内三名同志、全队十户人家，牵涉面很广，这个情况是不是说明这条制度要求太高了，如果太高，就应当进行修改。现在大家认为应该照制度办事，我当然不会有意见，一定照大家的意见办。”
照制度办，照大家的意见办，又错在哪里呢？
“人家才不管你错不错呢。说你专权，说你眼睛里没有队长，说你不顾群众利益，还到大队告状去了。你横竖不管，又听不见。”童凤莲没好气地说。“罪不责众，全队十家，孩子，你们是不是嫌过分了一些？”向妈妈有些担忧地问。
“订这条制度时我就说过要求不要太高了。薛井林给我算了一笔帐，说是新制度将会新增三四十亩地的基肥，我也不好多说什么。制度已订了，犯了制度就必须执行。过去我们队之所以搞得不好，重要原因就在于有制度不执行，从而造成拖拉散漫、歪风邪气横行、正气树不起来；现在要是因为犯的人家多就不执行了，其它制度执行不执行呢？执行，说不出口，不执行，那跟过去有什么区别？说好的是周兵以身作则，说得众人不得不一致同意执行。我不过是依据制度，依据大家的意见办事的，说不上得罪这些犯制度的人家，也说不上过分。妈，你说呢？”
老妈妈点点头，童凤莲皱皱眉，也不好再说什么。过了一会儿，童凤莲又说话了，她说：“周兵是个实心眼儿，他是真心。薛井林不一样，有人说一百二十七，不过差三斤，你称一抹就过去了，可你死心眼儿，硬是有一说一，一扣就是六七十块钱，他愿意？”向河渠说：“抬秤的是姜建华、陆锦祥，有多重他们看不见？秤高秤低，斤把斤没关系，三斤也放得住？一百二十七本来就是拖拖儿秤，再多一斤也放不住啊，井林是傻子？”
“为评夏家的工分，他的态度谁看不见？他可是队长啊，与支书就像一个人，这次对头筑下来，将来能处好吗？”“是啊。”向妈妈接过媳妇的话说，“古人说‘礼义廉耻可以律己，不可绳人。律己则寡过，绳人则寡合。’你是制度的执行人，被执行的人不恨别人恨的是你。你姐说得对，‘行路难，不在水，不在山，只在人情反覆间’，这次一得罪就是十家几十个人，要是这几十个人都恨你，众口铄金......”
妈妈的话又使向河渠想起王梨花的信,想起薛井林的某些言行神态,他不作声了.
怕得罪人,偏偏得罪人的事桩桩找上门来:
“大侄子,我来汇报一件事.”一天向家正吃着晚饭,老会计走进门来这样说.“哎--，老二，河渠是你亲侄子，跟侄子还说汇报？快请坐。”向妈妈忙招呼说。
“伯伯，您请坐。”童凤莲离座端来一张条凳说。“凤莲，去把烟台拿来。”向河渠边摇小伢儿窝边说。“别忙乎，你们吃晚饭，我跟你爸一样不抽烟。”老兄弟俩除了人来客去陪客抽抽烟外，基本不抽烟，因而烟台很少用。
摇着伢儿窝的向河渠问伯父是什么事，听说队长把仓库钥匙要去了，很是惊讶地说：“他要钥匙干什么？”“说是晚上开小伙吃鱼。”
“那可不行啊，保管员不到场不开仓库门，这是制度规定的，更何况下晚进库的米还没来得及过秤。”“正是这样，我怕将来说不清，才来向你汇报的。”
向河渠不能怪他伯父不该把钥匙给队长，他伯父与老爸有共同点，那就是树叶子掉下来怕把头打破了，借个胆子给他，他也不敢不给队长啊。于是凤莲来替代他摇伢儿，他与伯父找队长要钥匙，钥匙不在队长身边，两人又来到卢富贵家。
“卢富贵，你怎么把仓库钥匙拿回来啦？”才进场的向河渠就扬声问道。“是向会计呀，家来坐坐，他到屋后捧草去了。”卢富贵的爱人罗美华迎到门口说。
“仓库里的东西多，富贵哥把钥匙拿回来就不对了，要是东西不对头了，谁负责？”“他拿钥匙？他拿钥匙干什么？”罗美华边说边探头向屋后喊道，“富贵，快回来，你拿钥匙干什么？”“薛队长给我的，怎么了？”卢富贵捧了一捧草从后门进屋说，一见老会计和向河渠，说，“是会计呀，怎么站着，请坐哇。”
“不坐了，富贵， 是这样的。队长把钥匙从我那儿要来给了你，我怕以后不好说话，就告诉了向会计，他说这样做不好，万一少了东西，谁也说不清，就同我来拿了。”“下晚捉的鱼放在仓库里，他们几个人说晚上开小伙吃掉，怕回头又烦你的神，所以就问你把钥匙拿来了。”卢富贵解释说，“其实我们这些人不会拿队里”大概他想起了以前还盗卖过队里的小麦，忽然顿住不说了。
“富贵哥，没有保管员到场，任何人不得擅开仓库门，这是队里的制度，你怎么忘了呢？仓库里有粮有油有农药化肥，虽然你不拿一点儿东西，但由于你违反制度开仓库门，保管员要是说少了东西，你说得清吗？”“这——这——”
“人总得打利身拳，你怎么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呢？”“都是井林坏的事，叫我收钥匙嘞。呶--，给！”卢富贵忙从房里拿来钥匙交给了老会计，说“今后再也不多事了。”向河渠对卢富贵说：“走吧。”卢富贵有些意外地说：“上哪去？钥匙给他了，我又没开门。”“拿鱼去。不是要吃鱼吗？”见卢富贵不相信似地望着自己，向河渠笑了，说，“仓库门不是不可以开，而是要按制度办事，走吧。”
夏振森又一次被评为三等工，象上次那样又是一阵大叫大嚷，但这一回没有卷袖攘臂地弄出个凶形样子来，因为他知道周兵他们那几位针对的是谁。正如向河渠对周兵所说的：“你要是绵羊，他就是老虎；你要是老虎呢，他又变成绵羊了。”凡恶人大多这样，因而他只是高声叫嚷，连什么“阶级报复”的话都说出来了。
向河渠严肃地说：“有理不在言高，靠吵骂不能证明你有理。评几等工都是有标准的，你不服可以说说你的理由。不错，活儿你没少干，但思想表现呢？你够得上二等工的标准吗？”贫协组长吴明珍说：“要想不被评为三等工并不难，只要少做点挨人骂的事就行了。”
向河渠接着说：“评工标准是大家同意制订的，并不针对哪个个人，只要你够得上几等，就可以评为几等；跟做人一个样，你是个什么样的人，是你自己做出来的，不是别人评出来的。要想不被评为三等工，要靠自己去努力。希望你下期不被评为三等工。你和我无怨无仇，倒是在我爸问题上你给予的支持让我一直记着你的好。不存在报复，报复什么呢？要报也是报恩，报你支持的恩。”
夏家与周家一样都在队里称王称霸，自两家打斗被支书批评后，再加上夏家的退婚，其实算不上退婚，他们没有结婚哪来的退婚，只不过是悔约而已。现在的恋爱悔约是司空见惯的，不像那时当成一桩重大事情来看待，退婚就成了对周家的重大打击了，因而周家的气焰明显地萎了下去。
只有夏家依然嚣张，尤其在与薛家结亲之后更是有恃无恐。虽说夏振森刚因贩卖粮票布票，在江南被派出所抓住，由周兵去把他带回来，他并不感到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书中暗表，这类事如果发生在现在，确也算不上什么不正常的活动，可当时贩卖无价证券是违法的，只能用当时的社会标准去衡量当时人的行为，特作说明。
回过头来再说夏家。夏家没想到的是已有队长作靠山了，居然还被评为三等工，这太伤颜面了。夏振森不服气地望望薛井林这位未婚妹夫，却见薛井林冷漠地看着这一幕，并不吭声，只好泄气地垂着头退回了坐位。
天不怕地不怕的周兵在也是敢于与夏周两家及跟在他们身后的少数人斗的，他常常揪住某些不法事情掀对方的尾巴。由于老社长的屁股不正，他这个民兵排长问了也没个屁用。他很想撑老会计的腰，和老会计一起来跟歪风斗一斗，压一压邪气，但老会计太懦弱，不但做不了老社长的主，有时连记工员夏振森的主也做不了，工分多少竟由夏振森说了算。他心里那个气唷，憋的快把他的肚子气破了。
自打向河渠当上会计以后他高兴极了。倒不是因为他与向河渠从小就处得好，而是向河渠敢于坚持原则的性格和胆略，下决心撑他的腰，把这个队的贫困局面改过来。有一次薛井林开会去了，家里由向河渠主持，他布置当天上午完成一块地的垡头破碎任务，被人们暗地里称为威虎山上麻团长的卫麻子跳出来说完不成。周兵数了数人数，步了步田的宽度，按每人四步的宽度插了草把，随后说“每人一路，谁干完谁回家。”说完自己带头干了起来，一鼓作气，连句话也不跟人说，只是一钉钯一钉钯地翻土、碎土，手上起了泡，硬着头皮干，第一个完成了任务，站在马路上看大家。卫麻子见众人都铆着劲儿干，一根木头撬不起个排，只好也随着大伙儿干，不但碎完了那块地，回家比往常还提了前。
向河渠和周兵一联手，四队的歪风邪气被一时镇住了。说起来当时的所谓歪风邪气也不过是一些思想落后于当时的人们所为罢了。他们或因穷困，或因好逸恶劳，或因贪占小便宜，连在了一起。看不到只有生产队的农业生产搞上去了，副业搞上去了，才能提高劳动力价值，多分粮草多拿钱。只是一门心思能偷捞就偷捞点，能做讨巧的活儿就钻空子做讨巧的活儿，能糊差事就糊差事，能欺侮人就欺侮人，这也是人的劣根性所致。
正如“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与人性程度上的差异。”他们算不上什么坏人，充其量也就是自私的程度比多数人多一些而已。不过当这些人发觉他们不能象过去那样为所欲为了的原因在于向、周当了干部以后，于是就想方设法要把这两人拉下马，换上象薛井林这样的自己人，这么一来，向、周二人就危险了。
有个伟人曾经说过一个形象的比喻，他说他这个人就好比是维吾尔族的姑娘，辫子特别多，随意一抓就能揪住一把。不管是谁，只要用心去找，总会被找出许多毛病、碴子来。
冯主任对周兵早就一肚子的不满意，常顶撞不说，有时还小题大做让他下不来台，接到四队送来的材料还有个不上报的？薛井林呢，早就对周兵不满了。常撑向河渠的腰跟夏家作对头，弄得他在夏金花面前吹不起牛来，很想教训教训他，又苦于找不到碴子。这一回竟然自动把屁股露出来，还有个不打的？白天他不露声色，晚上帮助整材料，上纲上线。说真的，凭夏振森那一邦，揎拳行蛮内行，动笔写材料却没那个本事，自然找他。终于周兵的副组长职务被撤消，还把周向两人弄进了学习班里。
在他们的眼光里，向河渠这个人有些古怪：有时对人满腔热忱，有时却又冷漠无情；全队三十几家的婚丧大事，送人情一家不缺，不花钱的酒席台上没见他露一次面。说起来也不尽然，好几户人家分家的酒席只要请他，他都到场；邻队社员周泉、姜勇等几家过年请酒，他与大队干部一样地劝酒闹笑，这些人逢年过节也去他家作客，听说有时去他家的客人还不少，可却极少请大队干部去。
插秧、斫麦他一步不落，公社开批判会却常常缺席；三干会要计算他认真听过几回，是简单不过的事情，只有业务辅导、农技讲座才见他掏笔记本，其余大会好象总见他在倚墙看书，会间休息，人们不是打扑克就是逛街、聊天，他呢，还在看书；说他不关心政治吧，常人不看的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书他也拿来看；说他关心政治吧，对早请示、晚汇报之类的活动却又马马虎虎；还爱认个死理儿，大寨记工重要的是政治第一，他呢尽把农活的数量质量列为第一标准。说什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说“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只是把它空谈一阵，然后束之高阁，并不实行，那么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
夏金花、罗美华等学习毛主席语录，能讲会用，却在有时农活不能完成任务时被降到三等工上，很是不服，指责他以生产冲革命，他却笑她们不懂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劝她们去好好学习毛主席的《实践论》。（顺便说一句，四队的评工哪怕在向河渠不当会计离开生产队后也一直以农活的数量质量为第一标准，没有更改过。）
他这个人在阶级立场上也古怪，说他界限不清吧，他当干部以后基本不去两家当过国民党教官和大队长，被定为反革命分子的人家去串门儿，尽管与他们的子女一样的交谈、说笑，还与陆锦祥处成朋友，但就是不登门；说他界限清吧，却又常到南逃分子沙纪申家探望 ，送吃的。
除了这些古怪现象外，要找他的错误、问题，还真的困难，更重要的是新班子上台后，四队已不再是最落后的生产队了，有时候还成了全大队的样板，当然不是他一个人的功劳，但没有他就办不到却是无法否定的。
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把他弄到学习班里来呢？郑支书的本意并不在于要拉他下马，四队没有他能不能搞上去还很难说，他的那些点子应当说是不错的。问题是他有一股傲气。有哪个当领导的不希望下级对自己唯命是从的？可四队偏偏出了这么个犟头，竟敢在大小队干部会上说出那一番火药味呛人的话来，不刹一刹还行？正想睡觉呢，恰好来了个枕头，出了周兵这档子事，借机治一治，让他知道点潜规则还是必要的。
郑支书的意思冯士元也赞成，于是顺薛井林的要求，就派人通知向河渠上了学习班。没想到这个犟头的头竟这么不好剃，联想起《红联》、向泽周都处于极端困难中，只要他一参加，迟早总能转危为安，觉得不该跟郑、薛一起趟这个混水，四队不是自己分管的队，钵头粗的面条糊不到我锅里来，何苦呢？他决定刹车。
又得顺便说一句了，从这以后冯士元冯主任没再为难过向河渠，不但如此，在有些事上还帮过忙呢，当然这是后话，以后再说。
主意拿定以后，冯主任跟身边的几个人商量了一会儿，开口说：“同志们问为什么向会计会到学习班来？这个问题很好回答，学习毛泽东思想嘛，谁都应当参加，对不对？到学习班来就一定有问题吗？谁也没有这么说。学习班本来就是共同学习毛泽东思想，加强思想革命化的。思想总是有先进、中间和落后的，我们要通过学习班的学习，去掉我们身上后进的东西，永远保持革命的朝气。
至于具体到向河渠同志，他和我们大家一样，虽然没有什么大问题，但不等于一点问题也没有：在大寨式劳动管理上他政治突出得如何？周兵的现行行为明摆在这儿，他还不愿划清界限，却常去南逃分子沙家这又怎么解释？当然这些算不了什么大问题，但该不该通过学习提高自己的认识，做到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要他到学习班来，就是希望他能达到这个目的，从而充分发挥他身上的动力，与薛井林同志更有成效地带领四队一百多人取得新的胜利。这没有什么错嘛，大家不要有什么误会，向河渠同志也不要有误会。”
听着冯士元的发言，向河渠有些迷惘，作为一级革委会的负责人怎么可以这样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这在干嘛呀——！这一天回家后，他在〈习作录〉里以〈学习班里胡闹腾〉为题写诗说：
翻手为雨覆手云，学习班里胡闹腾。吹毛求疵往里送，有罪没罪待找寻。
不义丑行激义愤，各队传来声援声。莫须有本凭空造，原想打击反扬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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