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转星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四季分明莫过于山东半岛。春天到来，冰雪消融，万木复苏。春风料峭，乍暖还寒，寒气依旧袭人。杨柳枝也是报春的信使，枝条上的叶苞芽从慢慢长大、萌动鼓苞，到吐出嫩叶，都在诉说着春天来了。万物皆借春风送暖得以复苏，春天也在慢慢“长大”——春天“成熟”了，百花便盛开，绿色铺满大地，预示着又是一个好年景。庄稼人脱去老棉袄，又回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忙碌中。庄稼人有春天，大地有春天，万物有春天，可工矿企业的春天却没那么鲜明。或许从市场经济诞生那天起，工矿企业就注定了“时而春、时而秋”的命运——北服公司石墨厂停产下马了，或许，它的秋天已经到来。
北服公司石墨厂主营石墨深加工，原料并非本地出产。如今因环保治理加强，乱采乱挖得到遏制，原料彻底中断。公司不得不面临抉择：是转型还是人员分流？这成了棘手难题——上马新项目困难重重，资金短缺是最大瓶颈，向上级伸手要钱简直是天方夜谭，上级早把北服公司当作脱离母体的“孩子”散养在外，是生是死全看自身命数；向银行贷款也无可能，当下国家正紧缩银根，想靠银行支持，彻底无望。面对这般处境，公司领导班子决定停产分流，要求下属单位接纳这些员工，一再强调“安置员工就是对企业最大的支持”，务必做到“一个也不失业，人人都有安置”，要充分体现“有活大家干，有饭一起吃，绝不放弃一个员工”的原则。总经理在会议上的讲话，字字句句让人刻骨铭心：
“这次停产下马事发突然，转型难度极大，总不能眼睁睁看着这些工人下岗失业。他们辛辛苦苦干了十几年、二十几年，有的没几年就要退休了，把他们推下去失业，从感情上实在于心不忍。这里面，有人是上世纪五十年代远离家乡、告别亲人，排着队徒步几百里，响应国家召唤来支援工业建设的——他们快老了，干了半辈子革命工作，突然没了岗位，我们扪心自问，良心上过得去吗？若把公司比作一条船，船行于水，工人就是托举船只的水；水没了，船还能航行吗？希望各单位务必妥善安置，让他们能吃上一碗安稳饭。”
总经理的话，语重心长、发人深省，更让人心里发沉。是啊，为了工业大发展，把他们从偏远地区召唤而来，如今却在工业改革开放中“放弃”他们，实在让人寒心——用人时千呼万唤，发展起来了却要抛弃，终究不尽如人意。这些人中，年轻人多是老矿工的子女，他们接过父辈的班，也为发展流了汗、吃了苦，到头来却丢了饭碗，这何尝不是一种耻辱，一种莫大的耻辱。
开完会，覃允鹤没回办公室，独自在铁路专用线上踱步，反复回味着领导的话：若企业是船，工人便是托举船只的动力与浮力。安置好这些分流员工，是公司眼下最迫切的事。作为下属单位，多上缴利润是责任，安置好工人同样是责任。平心而论，看着他们下岗，他心里实在不好受；可真要接纳，这些人来能干什么？他始终没底。他边走边想，走到高处停下，环顾运销公司的地盘——望着铁路专用线，望着早已停产荒废的洗煤楼，不禁感慨万千。这座洗煤楼是洗煤厂的核心，它停了，洗煤厂也就没了，可它依旧矗立在那里，像在无声诉说着过往。
这座洗煤楼是日本人建造的，历史悠久。它是日本侵华战争的罪证，既曾服务于侵略者，也为新中国建设出过力：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这里是规模宏大的“中国第一洗煤厂”，隶属于寨里煤矿，洗选的优质煤炭主要供应炼钢厂。至今还流传着一则关于它的笑话：当年矿长与洗煤厂厂长一起去炼钢厂走访，对方问厂长“中国第一洗煤厂有多大”，厂长答“不算大，工人上下班在厂里都要坐电车”；对方又问“要坐多久”，厂长说“不长，从南到北一小时一趟”。对方一听“厂里电车要跑一小时”，惊于厂区规模，当即把厂长奉为座上宾，反倒让矿长成了“跟班”。这话虽有些夸张，却也并非全是虚言——那时寨里煤矿与洪山煤矿同属矿务局，产出的优质煤都要运到这里洗选，为方便运煤，洗煤厂与洪山煤矿间修了电机车运输线，还加开了电机车轨道客车供职工上下班，单程确实要一个多小时。只是洪山煤矿与寨里煤矿本是两个单位，把它们都算进“洗煤厂区域”，难免有些夸张。每次想起这则笑话，覃允鹤都会发笑，这次也不例外——他笑前辈们的幽默，更笑听者被“震撼”的模样。
笑过之后，心事仍在：分流来的人到底能干什么？凭情感该接纳，可总得有岗位。思来想去，他有了主意：修铁路。自从寨里煤矿下马，铁路专用线一直托管给车站维修，若收回托管权，组建一个养路工班，能安置好几个人；再恢复机电维修班，安置的人就更多了。想到这里，他心里的沉重散去不少，觉得该回去落实这事——这事办好，还有其他工作等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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