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贸易协定》的墨迹尚未干透，其引发的震荡便已跨越重洋，如同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在东西方世界激起了截然不同的涟漪。
在北京，随着协定正式文本由通政司抄录邸报，发往各省及藩属，一股昂扬之气弥漫朝野。茶馆酒肆中，说书人唾沫横飞地演绎着林尚书在谈判桌上如何“义正辞严，慑服西夷”；《京报》连篇累牍地刊发评论，将协定誉为“开海靖疆，重定华夷秩序之万世基业”；就连市井小民，在茶余饭后谈起“红毛番”终于低头纳“税”，脸上也带着与有荣焉的光彩。这是一种经过漫长压抑后，凭借实力重新赢得尊重与主导权后，自然流露的民族自豪感。帝国的心脏，为这份“不平等条约”而欢欣鼓舞。
然而，在这片欢腾之下，并非没有清醒的声音。几位致仕的老臣，在私下的书信往来中，不免流露出隐忧。“条约之利，在于一时之威。然西夷狼子野心，岂肯长久雌伏？今日之退，恐为明日之进蓄势。海军之费，海外之支，日糜巨万，长久以往，国库堪忧啊……”但这些微弱的杂音，迅速被主流舆论的狂潮所淹没。在皇帝朱由检的乾清宫御案上，堆满了各地督抚、将领贺庆的奏章，他浏览着这些文字，脸上并无太多得色，反而目光沉静。他深知，这份协定并非终点，而是一个全新、且更加复杂的起点。它将大明彻底推上了与西方列强全球博弈的牌桌，未来的交锋，只会更加激烈和微妙。他提起朱笔，在一份关于加速“镇远”级战舰建造的奏疏上，批了一个“速”字。
几乎在同一时间，万里之外的巴达维亚，荷兰东印度公司总部城堡内，气氛则如同墓穴般凝重。总督科恩面色铁青，死死盯着桌上那份由信使拼死送回的协定抄本。他枯瘦的手指因用力而微微颤抖，仿佛想将那份羊皮纸攥碎。
“耻辱！这是尼德兰联省共和国和东印度公司前所未有的耻辱！”科恩的低吼在空旷的大厅里回荡，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绝望。“承认明国对香料群岛的‘特殊利益’？默认他们征收该死的‘海峡税’？范·德·海登这个蠢货，他把公司的尊严和利润全都出卖了！”
下首的议员和高级商务员们鸦雀无声，人人脸色难看。他们比科恩更早接触到条款细节，内心的震惊与愤怒早已被一种冰冷的现实感所取代。一位资深商务员艰难地开口：“总督阁下，请息怒。范·德·海登特使……或许已尽了最大努力。您看这里，”他指向关于澳门和巴达维亚地位的条款，“明国皇帝至少没有要求我们立刻交出据点，这已是不幸中的万幸。他们的海军……在台湾和料罗湾展现的力量，我们短期内无法正面抗衡。强行开战，只会损失更多。”
“所以我们就只能像温顺的羔羊一样，接受他们的剃刀？”科恩猛地转身，目光锐利如鹰。
“不，阁下。”另一位议员阴恻恻地说，“我们接受的是‘事实’，而非‘法理’。协定规定了现状，但未限制未来。明国如今气焰正盛，我们需要的不是鸡蛋碰石头，而是忍耐和……新的机会。他们的帝国如此庞大，内部难道就铁板一块？他们的商船队正在疯狂扩张，难道就不会露出破绽？我们可以暗中支持西班牙人在吕宋给明国制造麻烦，可以尝试与英国人，甚至法国人进行更深入的协调……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加快技术仿制和海军建设的步伐！总有一天，我们要把今天失去的，连本带利拿回来！”
这番话，道出了在场大多数人的心声。纯粹的愤怒无济于事，基于实力的博弈，需要的是冷静的算计和长期的布局。科恩剧烈起伏的胸膛渐渐平复，他走到窗前，望着城堡外繁忙的港口和远处浩瀚的海洋，沉默良久。最终，他用一种近乎呓语的声音说道：“写信给阿姆斯特丹的十七人董事会，详细报告这里的一切。告诉他们，东印度公司在东方的黄金时代……暂时落幕了。但我们不会离开，我们会像隐藏在礁石下的章鱼，耐心等待，并用触须摸索每一个可能扳回局面的缝隙。”
而在里斯本和伦敦，反应则更为复杂务实。葡萄牙国力早已衰微，能保住澳门不被明军直接武力收回，已属万幸。王室和商人们虽然对丧失垄断性特权感到痛心，但也只能无奈地接受现实，开始研究如何在新的规则下，利用澳门这个据点，继续从对华贸易中分一杯羹。
英国特使威尔逊在给国内的报告中对大明不吝赞美之词，称其为一个“组织高效、纪律严明、且拥有惊人财富与力量的崭新类型的帝国”，并强烈建议政府调整对东方的策略，避免直接对抗，转而寻求“基于条约的合作与竞争”，同时不惜一切代价获取大明的先进技术，尤其是造船和冶金技术。“未来的世界霸权之争，很可能将取决于谁能更快地消化和吸收这个东方巨人的知识。”他在报告的末尾如此写道。
这些来自欧洲的复杂回响，通过各种渠道——商船、传教士、乃至皇城司安插的密探——断断续续地传回北京，摆在朱由检和他的重臣面前。皇帝在一次小范围的御前会议上，对内阁和枢密院官员们说：“西夷之反应，不出朕之所料。畏威而不怀德，乃其本性。协定签了，海疆未必就此太平；仗打完了，暗处的较量方才开始。水师不可松懈，讲武堂要扩大规模，格物院更要加大投入。朕要的，不是一纸空文的安全，而是让四海之水，皆在我大明巨舰阴影笼罩之下，无人敢撄其锋的绝对霸权！”
朝臣们躬身领命，他们从皇帝平静的话语中，感受到了那股不容置疑的决心与更加恢宏的野心。
就在东西方高层为这份协定而心思各异时，在南方的天涯海角，另一股潜流正在悄然涌动。澳洲，“新金陵镇”。
经过数月近乎非人的劳作，第一批移民们终于在这片蛮荒之地上初步站稳了脚跟。一片片林地被迫让位于歪歪扭扭的田垄，虽然作物长势远不如中原沃土，但至少看到了绿色的希望；简陋但足够遮风避雨的木屋取代了窝棚，形成了一个粗糙村落的雏形；与当地土着的交易也初步建立，用铁器、布匹和盐，换来了些新鲜的肉食和奇怪的根茎作物，暂时缓解了食物短缺的压力。
然而，身体的疲惫可以缓解，精神的苦闷和对故乡的思念却难以排遣。尤其当那艘载着官方勘探队和第一批“特许商人”的补给船抵达后，一种新的、更加躁动的情绪开始在移民中蔓延。
勘探队由工部和内帑银行的专家组成，他们在沈廷扬派出的士兵护卫下，神秘兮兮地进入内陆，行踪诡秘，严禁外人跟随。而那几个拿着北京某位勋贵批条的“特许商人”，则趾高气扬，他们带来的不是移民急需的粮食和工具，而是大量的烧酒、劣质烟草和一些华而不实的小玩意儿，并用这些在移民中换取了大量廉价的劳力，帮他们修建坚固的仓库和舒适的住所。
“凭什么他们就能吃香喝辣，咱们就得累死累活啃咸鱼？”
“听说他们是来找金子的！朝廷怕咱们知道了都去淘金，没人种地，才瞒着！”
“金子？这鬼地方真有金子？”
各种猜测和流言在营地里窃窃私语，如同瘟疫般传播。最初只是少数几个胆大妄为之徒，在喝了商人带来的廉价烧酒後，趁着夜色，偷偷尾随勘探队的踪迹，试图发现秘密。但他们大多迷失在茂密而陌生的丛林中，不是狼狈不堪地逃回，就是再也没有回来。
直到有一天，一个名叫赵老黑的山东汉子，因为受不了工头的欺压，愤而离队，独自一人闯入内陆，试图寻找一条活路。三天后，当他衣衫褴褛、几乎脱水而亡时，一条闪烁着诱人黄光的溪流出现在他眼前。他扑到河边，用颤抖的手捧起河底的沙砾，那星星点点的金色，在夕阳的余晖下，刺痛了他的眼睛。
赵老连滚带爬地回到营地时，已经状若疯癫。他紧紧攥着一把混合着沙金颗粒的泥土，逢人便展示，语无伦次地喊着：“金子！真的是金子！俺找到了！发财了！！”
这一把沙土，如同一点火星，瞬间点燃了积压在移民心中许久的干柴。
“澳洲有金！”
这个消息，如同长了翅膀，迅速传遍了整个新金陵镇，也传到了那几位“特许商人”的耳中。移民们原本麻木的眼神里，燃起了疯狂的火焰。秩序，在巨大的诱惑面前，开始变得岌岌可危。
沈廷扬站在指挥所的了望台上，看着营地内外隐约的骚动和那些望向内陆的、充满贪婪与渴望的目光，眉头紧锁。他接到了皇帝的密令，也知道勘探队的工作已取得初步进展。但他更清楚，黄金的魔力，足以让任何纪律和规划在瞬间瓦解。
“传令下去，”他沉声对副官说道，“加强营地警戒，没有我的手令，任何人不得擅自离营进入内陆。同时……以我的名义，发布安民告示，申明此地一切资源，皆为皇明所有，严禁私采！违令者，以盗掘官矿论处，格杀勿论！”
他的命令斩钉截铁，但能否压制住那即将喷薄而出的、由黄金点燃的欲望洪流，连他自己心里，也没有十足的把握。
远在北京的朱由检，尚未接到澳洲发现沙金的详细奏报，但他仿佛能预见到那遥远大陆上即将掀起的风暴。他凝视着墙上那幅巨大的、标注了台湾、南洋乃至澳洲模糊轮廓的《坤舆万国全图》，目光最终落在了那片广袤的南方大陆上。
“财富，是文明的血液，也是点燃欲望的火焰。”他轻声自语，“如何驾驭这头金色的猛兽，或许比打败十个荷兰舰队，更能考验一个帝国的智慧。”
《北京贸易协定》的回响尚未平息，一股源自南方蛮荒之地的金色暗流，已开始悄然冲击这个刚刚展露出全球霸气的庞大帝国。海权与陆权，外交与内政，开拓与秩序，辉煌的成就之下，更深层次的挑战，已接踵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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