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收后的晒谷场渐渐空了出来，族长让人把堆在角落的木板搬到场边，搭起了个简易的棚子。棚子门口挂着块木牌，上面是我用炭笔写的“登记处”三个字，虽然算不上好看，却清清楚楚。
“人越来越多，得有个名册才好。”我对负责登记的王贵说，“谁家几口人，来自哪里，会做什么活计，都得记下来，以后分粮、派活才方便。”
王贵以前在柳溪村管过户籍，这事对他来说不算难。他拿着笔墨纸砚坐在棚子里，流民们排着队，一个个上前报名字、说来历。可问题很快就来了——大半的人不会写自己的名字，有的甚至连名字都只有个模糊的音，比如“狗剩”“二丫”，问起大名，只是红着脸摇头。
“我爹说我叫王柱子，可咋写，我真不知道。”一个年轻汉子挠着头，满脸不好意思。
“我娘就叫我丫头，说贱名好养活……”一个妇人抱着孩子，声音细若蚊吟。
王贵拿着笔，犯了难：“这可咋记？总不能都画圈吧？”
我站在旁边看着，心里渐渐沉了下来。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怎么记自家的收成？怎么看懂村里的告示？以后去山外交易，怕是还要被人糊弄。
正琢磨着，忽然看到人群里有个老者，虽然穿着打补丁的衣裳，却脊背挺直，手里还攥着半本磨破的书。轮到他登记时，他接过王贵的笔，在纸上工工整整写下“周明远”三个字，笔画遒劲有力。
“老先生识字？”我忍不住问。
老者抬头看了看我，点了点头：“年轻时在私塾待过几年，教过几个蒙童。后来家乡遭了灾，书也没了，只留下这半本。”
我心里一动，蹲下身问他：“老先生，您看咱们村里的孩子，还有这些想认字的大人，要是能请您教他们读书写字，您愿意吗？”
周明远愣了一下，随即眼里泛起光：“愿意！咋不愿意？只要还能教孩子们念书，我这把老骨头就还有用！”
当天下午，我就把晒谷场的另一角收拾出来，用土坯搭了个简易的讲台，又找了些平整的木板当桌子，让孩子们搬来自己的小板凳。消息传出去，孩子们像疯了一样往晒谷场跑，连好多大人都凑过来，想看看读书是啥样子。
开课那天，周明远穿上了他最体面的一件蓝布衫，虽然洗得发白，却干干净净。他站在讲台上，手里拿着那半本《千字文》，清了清嗓子，声音洪亮：“今天，咱们先学自己的名字。谁想先学，举手！”
孩子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最后还是阿禾胆子大，第一个举起手：“周先生，我叫阿禾！”
周明远笑着点点头，拿起炭笔在木板上写“阿禾”两个字，一笔一划，慢悠悠地说：“阿，是前缀；禾，是禾苗的禾，就是咱们种的稻子、粟米，有生命力，好名字。”
阿禾瞪大眼睛看着木板上的字，跟着念：“阿——禾——”
接着是流民家的孩子。那个叫“春丫”的小姑娘，被她娘推到前面，怯生生地说：“我叫春丫。”
“春是春天的春，万物生长；丫是丫头的丫，灵巧可爱。”周明远写下“春丫”，又特意解释，“丫头也是好名字，不是贱名，是家里的宝贝。”
春丫的娘红了眼圈，悄悄抹了把泪。
孩子们学得认真，大人们也听得入神。有个叫“狗剩”的汉子，在底下小声问：“周先生，我这名字……能改个像样的不？”
周明远笑着说：“当然能。你想叫啥？”
“我想叫‘李满仓’，”汉子挠着头笑，“就盼着家里粮食满仓，日子不愁。”
“好名字！”周明远立刻写下“李满仓”，“满仓，富足安稳，好得很！”
汉子看着木板上的名字，咧着嘴笑，露出两排白牙。
从那天起，晒谷场每天都传出朗朗的读书声。孩子们来得最早，搬着小板凳抢最前面的位置；大人们干完活，就蹲在后面听，手里的农具还没来得及放下；周明远讲得仔细，不光教认字，还教数数、算账，说“以后去山外换东西，得会算明白账，不能让人坑了”。
我把登记好的名册挂在登记处的墙上，上面整整齐齐写着各家的名字、人口、技能。王贵每天都要核对一遍，谁家里添了人口，谁学会了新手艺，都及时记上去。
“你看这名册，多清楚。”王贵指着名册上的字，“以前在柳溪村，哪有这么规整的册子？”
“这还不够，”我望着不远处读书的孩子们，“等他们认了字，就能自己记自家的账，自己写家书，那才叫真的踏实。”
蒙小玉也常来识字班，她学得快，没多久就能自己写名字了。有天她拿着张纸给我看，上面写着“蒙小玉”和“星九”，旁边还画了只小狐狸。
“你看，我会写咱们俩的名字了。”她笑得眉眼弯弯。
“写得真好。”我把纸小心地折起来，放进怀里，“等以后，咱们的孩子也来这儿读书，让周先生教他写更多的字。”
她的脸微微泛红，轻轻“嗯”了一声。
夕阳下，识字班的读书声和远处铁匠铺的叮当声、马栏里的嘶鸣声混在一起，成了新石岭最特别的调子。我知道，这些方块字像一颗颗种子，落在孩子们的心里，落在流民们重新扎根的土地里，总有一天，会发芽、开花，结出更丰硕的果实。
而那本越来越厚的名册，不仅记着新石岭的人口，更记着这个村子从散乱到规整，从漂泊到安稳的每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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