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山官邸的那场召见，如同在楚云飞心头压上了一块冰冷的巨石。蒋介石看似嘉许、实则告诫的话语，像一道无形的枷锁，将他牢牢禁锢在“纯粹军人”的框框里。
破获“梅”机关阴谋、拯救陪都于危难之际的巨大功勋，在权力的棋局中，最终只化作了嘉奖令上几句轻飘飘的赞语和一笔对他而言意义不大的赏赉。预期的擢升没有到来，重返晋西北前线指挥自己部队的请求，更是石沉大海，了无回音。他像一件立下大功却被束之高阁的利器，被“安置”在重庆这个巨大的名利场和囚笼里，美其名曰“随时咨询军务”，实则被边缘化、被圈养起来。
这种无力感，并非源于个人得失，而是源于他对眼前这个庞大腐朽机器深深的失望，以及对自己满腔抱负无处施展的愤懑。
他无力于制度的糜烂。 尽管最高当局一再申饬“战时纪律”，但陪都的腐败已深入骨髓，绝非破获一两个日谍案所能触动。他亲眼看到，前方将士在浴血拼杀，缺医少药，而后方的某些官僚，却依然在利用职权，倒卖军用物资，操纵金融市场，中饱私囊。军统、中统等特务系统，本应是国之利器，却更多地将精力用于内部倾轧、监视异己、争权夺利。他通过汤姆逊上尉等渠道，了解到盟国援助的物资，有多少在层层转手中被克扣、被调包、被流入黑市！这种系统性的腐败，如同一个巨大的黑洞，吞噬着这个国家的元气，绝非他一人之力所能扭转。
他无力于人心的涣散。 重庆表面上是抗战的堡垒，内里却充斥着麻木、投机和绝望。达官显贵依旧在舞厅酒楼醉生梦死；知识分子在茶馆里空谈国事，或为五斗米折腰；普通市民在飞涨的物价和空袭的阴影下挣扎求生。抗战士气，在无休止的内耗和看不到希望的现实面前，被一点点消磨。他曾与那些有良知的文化人倾心交谈，但他们的呐喊，在巨大的官僚机器和舆论管制面前，显得如此微弱。团结抗战的口号喊得震天响，但派系藩篱、阶级隔阂却坚如磐石。他试图通过“闲棋冷子”播撒一些希望的种子，但在这片板结的土地上，发芽何其艰难。
他无力于战略的短视。 他通过有限的渠道，了解到华北、华中敌后战场八路军、新四军在极端困苦下仍在坚持，牵制了大量日军，但重庆方面却始终视其为心腹之患，防共、限共甚于抗日。他预见到日军在太平洋压力下，很可能在中国大陆做困兽之斗，发动大规模攻势以打通交通线，但最高统帅部的战略部署，却似乎总慢半拍，热衷于保存实力，准备战后博弈。他渴望将自己对现代战争的理解、对国际形势的判断用于实战，却发现自己被困在这座远离前线的山城，空有满腹韬略，只能对着地图纸上谈兵。他的建言，往往被视为“书生之见”或“逾越本分”。
一日，他独自来到长江边，望着浑浊的江水滚滚东去。江面上，悬挂着外国旗帜的军舰和货轮悠然驶过，而中国的舢板和帆船则在风浪中艰难挣扎。这景象，仿佛是当前中国命运的缩影——看似有强大外援，实则根基脆弱，命运难以自主。
他想起了晋西北的烽火，想起了方立功、赵铁柱那些生死与共的弟兄，想起了风陵渡的月色，想起了和李云龙那次月下对饮……那里虽然艰苦，虽然危险，但目标纯粹，人心凝聚，他可以挥洒自己的才华，真刀真枪地与敌人干。而在这里，他仿佛陷入了一个巨大的、粘稠的泥沼，四周都是笑脸和恭维，脚下却是无形的羁绊，每动一步都耗费心力，却难以触及真正的目标。
“窝囊！真他娘的窝囊！”这种有力使不出、有劲没处使的憋闷，比面对千军万马更让人感到窒息。
深夜，他坐在书桌前，摊开信笺，想给方立功写一封密信，询问部队情况，倾诉心中块垒。但笔提起良久，却不知从何写起。报告重庆的见闻？徒增前线弟兄的烦闷。倾诉自己的无力？只会动摇军心。最终，他只写下寥寥数语，叮嘱方立功加强训练，巩固根据地，保重身体，其余尽在不言中。
他知道，自己不能消沉。蒋介石的告诫既是束缚，也未尝不是一层保护色。他必须继续忍耐，继续观察，继续利用这难得的“闲暇”，为未来积蓄力量。他重新拿起那些通过秘密渠道获得的、关于资源委员会工业建设设想、关于战后经济规划的零散资料，强迫自己沉下心来研究。也许，未来的竞争，真的不在战场，而在这些看似枯燥的图表和数据之中。
那份深深的无力感，如同窗外的夜色，浓得化不开。他拯救了陪都的一次危机，却无法改变这座城、乃至这个国家沉沦的趋势。他是一员悍将，却困于棋局，只能做一枚身不由己的棋子。
这种清醒地看着巨轮倾覆却无力回天的痛苦，远比懵懂无知地牺牲，更加残忍。
楚云飞吹熄了油灯，将自己融入满室黑暗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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