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册到底还是下来了。
那是一个灰扑扑的下午，云层压得低，像一块拧不干的脏抹布，闷得人喘不过气。官差敲着铜锣，咣咣的声响穿透狭窄的街巷，把人们从屋里、从店铺里、从河滩边，都召唤到了镇公所门口那堵光秃秃的灰墙下。
墙上贴着一张崭新的大黄纸，墨迹森黑，底下按着个醒目的红疙瘩官印。纸上的字密密麻麻，像一群受惊的蚂蚁。认得几个字的，伸着脖子，嘴唇无声地翕动，一行行往下找；不认字的，急得抓耳挠腮，扯着旁人的衣袖，压低声音问：“有俺家狗剩不？”“看见俺爹名字没？”
空气里弥漫着汗味、土腥味，还有一种更浓的、叫做恐惧的东西。
陈渡也站在人群里。他个子高，不用往前挤，目光越过攒动的人头，落在那张黄纸上。他认得字不多，但自己的姓和儿子的名，是刻在脑子里的。他的视线像梳子，在那一片墨团里缓慢地、仔细地梳过一遍。没有。又梳一遍。还是没有。“陈安”那两个简单的字，并未出现在那决定命运的黄纸上。
他心里那块自听到消息就悬着的石头，并没有“咚”地一声落地，而是像被什么东西托住了，不上不下地卡在半空，落不到实处。旁边，李栓柱家炸了锅。李栓柱他爹，那个老实巴交、一辈子在土里刨食的老汉，名字赫然在列。李妈像被抽了筋，身子一软就瘫在地上，拍着大腿，哭声尖利得能划破人的耳膜：“老天爷啊！这不叫人活了啊！他爹这一把老骨头，去了还能回来吗……”周围有人劝，有人拉，更多的是沉默。那沉默像水，淹没了哭嚎，也淹没了所有侥幸或同情的心绪。
陈渡慢慢转过身，挤出人群。他没有立刻回家，脚步不由自主地走向了河边。他的旧船孤零零地泊在岸边，随着微弱的波浪轻轻晃动。他跳上船，坐在船头，摸出别在腰后的旱烟袋，却半天没有点燃。他就那么坐着，看着运河的水。水色浑浊，漂着些烂树叶子、草梗，还有前几天就看到过的、翻着白肚皮的死鱼，它们混在一起，打着无可奈何的旋，像这世道上无数身不由己的人。他看着，觉得自己的心也空落落的，没个着处，跟着那些浮沤一起飘荡。
没抽中，是侥幸。可这侥幸，轻飘飘的，带着刺。它没带来多少轻松，反而像欠下了一笔无形的债，不知道债主是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讨还。
回到家，院门虚掩着。秀姑正倚着门框，脸色苍白，手指紧紧抠着门边的木头，指甲盖都失了血色。看见他回来，她的眼神像受惊的兔子，猛地抓住他：“咋样？”
陈渡摇了摇头。
秀姑的身子明显地晃了一下，扶住门框才勉强站稳。她长长地、深深地吐出一口气，那气里都带着颤音，像是要把憋在胸口许久的恐惧都吐出来。“没……没中就好，没中就好……”她反复念叨着，像是要说服自己，可眼圈却不受控制地红了，渗出水光，分不清是极度的庆幸，还是劫后余生般的心酸。
陈安晚上从学堂回来，听说了结果。他愣了一下，站在院门口，夕阳的余晖给他单薄的身子镀了层黯淡的金边。他没说话，脸上看不出是喜是悲，只是默默放下书包，走到水缸边舀水洗手。饭桌上，一家人默默吃着寡淡的稀粥和硬邦邦的杂面馍馍。秀姑把腌菜坛子里最后一点咸菜芯捞出来，小心地夹到陈安碗里。陈安盯着碗里那点黑乎乎的、蜷缩着的菜芯，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最终还是埋下头，就着几乎能照见人影的稀粥，默默地咽了下去。
侥幸带来的短暂平静，没持续两天。新的通知又来了，像赶着趟的催命符。这回不是贴告示，是保甲长带着两个背着老套筒的团丁，挨家挨户敲门传达的，语气没得商量：要挖防空洞。家家户户都要出人出力，按户头划分地段，限期挖好，上面要来检查。
理由听着冠冕堂皇：防备东洋人的飞机来扔炸弹。
炸弹？这两个字像两块冰，砸进了刚刚回暖一点的人心，瞬间又冻结实了。那玩意儿只在茶馆说书先生嘴里、在人们惊恐的传言里听过，说是能从天上掉下来，轰隆一声，房子、人、牲口，都能炸得粉碎，连个整块都找不着。如今，这遥不可及的恐怖，可能要落到自己头上了？
挖洞的地点，划定在镇子后面那片长满杂草和矮灌木的土坡下。保甲长拿着皮尺，吆五喝六地指挥着，像划分一块块等待埋葬的墓地。陈家的地段分得不好，正在一个拐角，土质格外硬梆，还夹杂着不少鸡蛋大小的碎石块。
陈渡没说什么。第二天天刚蒙蒙亮，他就扛着家里那柄磨秃了角的铁锹和一把沉甸甸的十字镐去了。秀姑把阿青托付给邻居李妈照看，自己也拎着个盖着蓝布的小篮子，里面装着凉开水和几个掺了麸皮的饼子，跟了去。
土坡下已经聚了不少人。男人们大多赤着黝黑的上身，肌肉在晨光下绷紧，挥着镐头，嘿呦嘿呦地喊着不成调的号子，汗水像小溪流，顺着古铜色的脊背往下淌，在积着灰尘的裤腰上洇开深色的痕迹。女人们在一旁用铁锹、簸箕清理挖出的土石，或者蹲在地上整理带来的干粮。孩子们起初还觉得新鲜，在大人腿边和土堆间追逐打闹，被呵斥了几声，才渐渐安静下来，蹲在一边，用木棍拨弄着蚂蚁窝。
陈渡选定了自家那块地，往手心吐了口唾沫，用力搓了搓，然后抡起了那柄沉重的十字镐。镐头带着风声落下，“咚！”一声闷响，砸在硬土上，只留下一个浅浅的白坑，震得他虎口发麻。他不言语，抿着唇，再次高高抡起，落下，“咚！”又是一声。秀姑拿着铁锹，跟在他身后，把他刨松的土和石块铲到一边指定的地方堆起来。她的动作依旧麻利，但眉头一直紧紧锁着，看着丈夫一下下仿佛在与土地搏斗的背影，眼神里满是忧虑。
陈安放学后，也背着书包直接来了坡下。他看见父母，没说话，默默放下书包，挽起洗得发白的袖子，想去拿父亲手里的十字镐。
“铲土。”陈渡头也没回，声音从牙缝里挤出来，带着不容置疑。
陈安伸出的手僵在半空，抿了抿嘴，最终还是接过了母亲手里的铁锹，闷头开始铲土。他毕竟年纪小，没干过重活，力气也弱，没铲多久，掌心就磨出了几个亮晶晶的水泡。他咬着牙，额头渗出细密的汗珠，却没吭一声，只是铲土的动作越来越慢，越来越吃力。
歇气的时候，人们三三两两聚在一起，找个阴凉地坐下，捧着碗咕咚咕咚灌着凉水，啃着干硬的饼子。话题自然而然地绕不开炸弹，离不开日本人。
“听说那铁鸟下的蛋，比磨盘还大，落下来，房子像纸糊的，噗一下就塌了！”
“躲在这土洞里，真能管用？别到时候没炸死，倒给活埋了！”
“呸呸呸！乌鸦嘴！总比待在屋里，眼睁睁等着强吧？”
议论声嗡嗡的，混杂着无奈、恐惧和一丝丝渺茫的希望。陈渡独自坐在离人群稍远的一块石头上，默默卷着烟，浑浊的眼睛望着远处起伏的土坡，不参与任何讨论。陈安则坐在父母身边，低着头，看似在休息，耳朵却仔细捕捉着每一个飘过来的字眼，眼神在疲惫之下，闪烁着一种与他年龄不符的、复杂难辨的光。
挖洞不是轻松活。几天下来，进度缓慢。陈渡的手掌早已磨破了皮，血痂混着泥土，结成硬壳，稍微用力，又会裂开新的口子。秀姑的腰像是坠了块大石头，累得直不起来，晚上躺在床上，轻轻哼唧。陈安手上的水泡破了，黏在铁锹把上，疼得他龇牙咧嘴。那洞，才勉强挖出一个能容下两三人的、不规则的长方形浅坑，离要求的深度和宽度还差得远。
这天下午，保甲长陪着个穿浅灰制服、戴大盖帽的人来巡视。那穿制服的手里拿着个小本子和铅笔，在工地上走来走去，不时用手指指点点，眉头皱得能夹死苍蝇。他嫌进度太慢，嫌洞挖得不够深、不够规整，边角不够垂直，出口不够隐蔽。保甲长跟在他屁股后面，点头哈腰，脸上堆着谄媚的笑，连连保证一定督促，一定加快。等那人一走，保甲长转过身，脸就拉了下来，扯着嗓子对干活的人们吼：“都听见没？加紧干！挖不好，谁家也别想好过！”
晚上收工回家，一家人累得几乎散了架。浑身酸痛，像是被拆开又勉强组装起来。饭桌上，连端起粥碗的力气都快没有了。稀粥照得见人影，咸菜早已吃完，只剩下一点咸味还留在坛子底。秀姑把饼子掰开，泡在粥里，让它软和一些。
屋里只点着一盏如豆的油灯，光线昏暗，勾勒出三人疲惫而沉默的剪影。阿青已经被接回来，吃过饭，趴在桌上睡着了，手里还攥着那截短短的炭笔。
陈渡扒完最后一口粥，放下碗筷，走到院子里。夜色浓重，没有月亮，只有几颗星星在云缝里吝啬地眨着眼。远处土坡的方向，隐没在沉沉的黑暗里。他仿佛还能听到白天那一声声镐头砸向土地的闷响，“咚！咚！咚！” 那声音不像是在挖洞，倒像是在给什么沉重的东西钉棺材板。
他忽然想起很多年前，跟着父亲学习“渡亡”手艺。父亲总是板着脸，一丝不苟地教导他如何为那些溺死的、横死的人整理遗容，念诵古老的咒文，让他们能“入土为安”。那时他觉得，让死者安息，是活人的责任，也是一种庄严的仪式。
可现在呢？他们这些活生生的人，却要争先恐后地、近乎疯狂地在地上挖掘，不是为了安葬别人，而是为了给自己、给家人，预先准备一个藏身的、如同墓穴般的土坑。这世道，真是颠倒得厉害，荒谬得让人笑不出来。
他侧过身，面朝着堂屋的墙壁。墙上，他那套“渡亡”的葛布长衫、桃木楔、铜铃，静静地在阴影里挂着，像一个褪了色的旧梦。以前，他是送别人入土，祈求来世的安宁。现在，他得先为自己和至亲的人，在这现世里，挖掘一个躲避灭顶之灾的、卑微的巢穴。
这地洞，一锹一镐挖下去的，哪里是土？分明是活人心里，那越掏越空、深不见底的恐惧。而这恐惧，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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