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卫室的电话刚挂下不到十分钟，财政局小张的加密消息就到了。
“孙区长，市委办公厅刚刚调走了您这边近三个月所有重大项目的审批归档副本，
走的是内部直通流程，没经过咱们这边备案。”
孙连城盯着屏幕上的字，手指在键盘边缘轻轻敲了两下。
他知道这份调阅本不该这么快，正常程序至少要提前一天申请，由区政府办协同整理材料。
可现在，连个通知都没有，档案就已经被人提走。
他站起身，走到办公桌前拉开抽屉，取出一份尚未提交的《重点项目资金流向核查目录（第二批次）》。
纸面还带着打印机的余温。
他没再看一眼，直接撕成四片，投入碎纸机。
秘书敲门进来，手里拿着一份签报单：
“李书记办公室来人取了上周常委会纪要原件，说是补录电子存档。”
孙连城点头：“让他们签收了吗？”
“签了，但没留复印件。”
他嘴角动了动，没说话。
李达康要查事，从来不会明说。
可这次不一样。
以往他查项目，都是先开会、再点人、最后调材料。
如今却绕开所有行政流程，直接从源头拿走原始文件。
这不是例行检查，是盯上了什么。
他打开内线电话：
“让信息科把过去七天系统日志全部备份一遍，尤其是涉及审批记录查询的操作痕迹。”
“是不是出问题了？”秘书迟疑地问。
“不是出问题，”他说，“是有人开始自己找答案了。”
李达康这两天跑得勤。
大风厂门口，他站在铁门外看了二十分钟，
没进车间，也没见孙连城安排的接待组，只跟几个老工人聊了几句工资和社保的事。
第二天一早又去了城南街道，坐在社区活动室听居民代表念诉求清单，全程没打断，
临走时只留下一句话：“问题要解决，但不能乱来。”
这话听着平常，可在孙连城耳朵里却不寻常。
李达康向来讨厌“拖沓扯皮”，最常说的一句话是“能当场拍板的，绝不带回办公室”。
可这两趟下来，他既没下令整改，也没责成哪个部门限期答复，反而像是在……
验证什么。
孙连城调出安保科的行程备案表，目光落在随行人员名单上。
一个名字引起了他的注意，赵立群，政研室副处长，分管经济政策评估。
这人平时极少参与实地调研，去年全年只下过三次基层，偏偏这次跟着李达康跑了两个敏感地点。
他记下了这个名字。
当晚，他通过陈岩石以前在档案科的老关系查到一条记录：
三天前，赵立群以“研究历史遗留问题”为由，调阅了京州开发区二〇〇八年土地出让案卷宗。
那正是丁义珍第一次操作低价拿地的起点。
孙连城靠在椅背上，闭了会儿眼。
李达康不是在维稳，是在顺藤摸瓜。
而且他已经嗅到了根子上的味道。
问题是，他现在到底把谁当成了藤蔓，谁又是瓜？
第二天上午九点，工会办公室送来一份材料。
标题很普通：
《关于大风厂历史债务成因的说明》，落款是郑西坡个人名义，但用的是工会信纸。
内容也不算出格，主要讲改制过程中资产清算不透明、部分补偿款被截留的情况。
但在第三页末尾，有一段不起眼的补充：
“据原财务人员回忆，二〇一一年企业划转期间，
曾有一份补充协议未经职代会审议即执行，签字人为时任分管副市长丁某。
该协议导致厂区东侧四十亩土地作价仅为市场价三成。”
没有点名道姓，也没有指控贪腐，可只要稍微懂点规矩的人都明白，这是在往深水里扔石头。
孙连城看完后，亲自把材料放进报送箱，标注“急件”，路径设为直达市委督查室。
他知道李达康每天必看督查通报。
这份材料不会立刻引发风暴，但它会在对方心里种下一个疑问：
为什么偏偏这个时候，有人开始翻旧账？
更重要的是，它把火力引向了丁义珍。
下午三点，他在区政府礼堂参加季度工作例会。
轮到他发言时，他站起身，语气平稳地说：
“当前有些声音，总喜欢把今天的问题归结于过去。
我理解大家的情绪，但改革不能停步，更不能因为有人想搅浑水，我们就停下脚步。”
台下有人低头记录，也有人抬头看他。
他顿了顿，接着说：“个别历史遗留问题确实存在，但这不该成为阻碍发展的借口。
我们既要查清事实，也要守住大局。”
话不多，也没指谁，可意思清楚。
既表明态度不回避问题，又划出了底线，别借民生之名行搅局之实。
散会后，秘书低声告诉他：“刚才李书记派车来接走了会议录音。”
孙连城没意外。
这种场合的话，本就是说给上面听的。
夜里八点，办公室只剩他一人。
电脑屏幕上开着两份文档。
一份是从财政局传来的最新资金流向分析，三条异常转账路径已经闭环，
其中一笔经由两家空壳公司最终流入海外账户，开户人信息虽被抹除，但Ip地址残留记录指向山水集团下属子公司。
另一份是打印出来的《李达康近期公开讲话要点汇编》，他在“发展决不能以牺牲公平为代价”这句话旁边画了圈。
他还记得早上看到的一幕：
李达康离开城南街道时，站在车边接了个电话，眉头皱得很深，挂掉后对司机说了句什么，车子临时改道，直接驶向了市国土局。
那个时间点，正好是纪委内部系统更新涉案账户协查名单的时刻。
孙连城合上笔记本，重新打开加密云盘，
将第二批核查目录重新命名、分段拆解，分别存入三个不同权限层级的文件夹。
随后他拨通信息科值班电话：
“明天起，所有对外发送的正式文件，必须经过双人核验，并登记接收单位联系人姓名和职务。”
“有必要这么严吗？”那边问。
“不是有必要，”他说，“是现在不做，以后就没机会做了。”
同一时间，市委家属院。
李达康坐在书房，手机屏幕亮着。
画面有些模糊，拍摄角度像是从候机大厅的角落偷拍的。
两名男子站在安检口附近交谈，其中一人侧脸清晰可辨，丁义珍。
另一人戴着帽子，看不清全貌，但从身形和走路姿态看，应是赵瑞龙。
视频只有四十二秒。
最后定格在两人握手的画面，丁义珍的手腕上，那只金表反着光。
他看了一遍，又放了一遍。
然后点开通讯录，找到一个很久没拨过的号码，手指悬在拨号键上，迟迟没有按下去。
窗外风声渐紧，窗帘被吹开一道缝。
他抬头看了一眼，起身把窗关严实了。
孙连城还在办公室。
墙上的钟指向十一点十七分。
打印机忽然启动，吐出一张新的行程摘要。
他拿起来扫了一眼，目光停在一条备注上：
明日九点十五分，市委召开临时经济形势分析会，议题新增一项，“重点项目审批合规性审查”。
他放下纸，走到望远镜模型前，伸手调整了一下镜头方向，让它不再对着夜空，而是微微偏转，正对着办公桌上那份刚打印完的讲话汇编。
灯光照在金属底座上，映出一小片晃动的光斑，恰好落在“李达康”三个字上。
他没移开视线，也没说话，只是把笔帽轻轻扣回钢笔，放在材料右上角。
走廊尽头传来脚步声，由远及近，在门口停了一下，又转身离去。
他听见门锁轻微震动了一下，像是有人试探着拧动把手。
接着，一片寂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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