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七年秋，日本兵已占了沈阳城，铁路沿线尽是太阳旗。我们这“何家班”顺着乡间土路一路往南走，也不知要走到哪里去。
班主何三宝五十多岁，瘦得像根旗杆，却有一副铁打的脊梁。他常说：“戏比天大，只要还有一个人听，咱们就得唱。”可这年月，兵荒马乱的，谁还有心思听戏？班子里的行头破的破，丢的丢，十几个兄弟姊妹面黄肌瘦，眼看就要散伙了。
那日黄昏，我们走到辽河边一个小村庄。刚搭好简陋的戏台，就见远处走来五个人。领头的是个高个子，穿一件褪了色的青布长衫，面容清癯，身后跟着两男两女，都提着沉甸甸的箱子。
“何班主，久仰了。”高个子拱手，声音温润，“听说贵班缺人手，我们几个愿搭班唱戏，只求一口饭吃，不要工钱。”
何老板眯着眼打量他们：“几位面生得很，从哪儿来？”
“关里来的，家乡闹饥荒，没办法。”高个子微微一笑，“我叫柳逢春，这几位是我师弟师妹。”
我躲在幕布后偷看，觉得这些人奇怪。他们面色都有些过分的白，像是许久未见阳光，但举止从容，自带一股说不出的气度。
何老板盯着他们带来的箱子看了半晌，眼里突然放出光来——那箱子里全是上好的戏服行头，绣工精细，料子华贵，比我们原先的不知好了多少倍。
“那就试试吧。”何老板终于点头。
当晚，柳逢春唱了一段《霸王别姬》，那嗓音清亮婉转，高低自如，我从未听过这么好的嗓子。何老板听得眼睛发直，连连拍腿：“宝啊！这是活宝啊！”
自那以后，何家班时来运转。有这五位搭班，我们的戏一下子红火起来，每到一处，人山人海。奇怪的是，柳逢春他们只在夜间登台，白天从不见人。何老板安排他们住在大篷最里面的隔间，谁也不许打扰。
一次，我半夜起来小解，听见里面有排练声，偷偷从缝隙往里瞧——只见柳逢春正唱《窦娥冤》，唱到动情处，眼中竟流下两行血泪。我吓得魂飞魄散，连滚爬回被窝，一夜未眠。
第二天，我偷偷告诉何老板，他脸色一沉，狠狠掐灭手中的烟头：“小兔崽子，别瞎说！那是咱们的财神爷！”
“可他们不像活人...”我哆嗦着说。
何老板沉默良久，叹了口气：“这年头，是人是鬼，谁还分得清？能唱戏就是好的。”
十月末，我们到了抚顺一带。这里日本人更多了，气氛压抑。村里老人偷偷告诉我们，附近山上有个废弃的戏台，十多年前，有个戏班在那里唱夜戏时，整个戏台莫名起火，全班子二十多口无一幸免，听说领班的姓柳，是河北来的名角。
我听得心惊肉跳，回去告诉何老板，他却只是抽烟，一言不发。
那晚在千金寨演出，台下黑压压坐满了人，不少是日本兵。柳逢春唱《长坂坡》，唱到赵云单骑救主时，台下有个老者突然站起来，脸色惨白，指着台上哆嗦着嘴唇：“是...是他！柳梦梅！他回来了！”
场内一阵骚动。老者继续喊道：“光绪二十八年，我在奉天听过柳梦梅的戏，就是他！可他们班子里的人早烧死了啊！”
台上，柳逢春的唱腔突然高了八度，眼神凌厉如电。几个日本兵也觉察不对，端起枪站起来。
何老板连忙上前打圆场，却被日本兵一把推开。眼看就要出事，柳逢春忽然一个转身，水袖翻飞，整个戏台瞬间被一股白雾笼罩。
雾中，我听见柳逢春对何老板低语：“班主，多谢收留之恩。我们确实非人，乃是光绪二十八年葬身火海的柳家班冤魂。今夜事了，我们就该走了。”
白雾散去，日本兵全都昏睡在地，柳逢春五人已不见踪影。我们慌忙收拾行装，连夜离开千金寨。
走出十里地，回头望去，只见我们来时的方向火光冲天，后来听说那晚驻扎在千金寨的日本兵营地莫名起火，烧死了二十多个日本兵。
何老板站在路边，望着那火光，许久才喃喃道：“唱戏的，总得有点骨气，人如此，鬼亦然。”
自那以后，何家班再没遇到过那样的好角儿。但何老板常常在夜深人静时，拿出柳逢春留下的一件戏服，轻轻抚摸，眼中似有泪光。
多年后，我才在档案馆查到记载：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确有柳家班在奉天一带演出，因拒绝为俄国权贵唱堂会，被人纵火烧了戏台，全班二十三人无一生还。
而那晚在千金寨，柳逢春临走前还留给何老板一句话：“戏比天大，但人命比戏更大。班主，好好活着。”
何老板直到临终前才告诉我，那晚他其实早就知道柳逢春他们的来历——当年柳家班被烧时，他就在场，那时他还是个跑龙套的小学徒。这场收留，是他欠了三十五年的一场救赎。
“人啊...”何老板闭上眼睛，最后一句话消散在风中，“比鬼可怕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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