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皇帝朱由校在沈惊鸿那封“吕宋旧闻”密信的触动下，结合户部呈报的冰冷数据，对宗室禄米和土地兼并问题的严重性有了前所未有的清醒认识。这股认知带来的危机感，并未随着“清丈田亩”旨意的下达而消散，反而促使他思考更深层次的解决之道。他意识到，仅仅清查土地、均平赋役，或许能缓解一时之困，但若不能从根本上遏制宗室群体无休止膨胀对财政的吞噬，无异于扬汤止沸。
与此同时，他对魏忠贤及其党羽的作为也并非全然无知。东厂侦缉四出，借“肃贪”之名行排除异己、敛财自肥之实，弹劾奏章虽多被留中，但风声总会传入他的耳中。他需要魏忠贤这柄刀来制衡文官集团、处理一些他不便亲自出手的脏活，但他绝不能容忍这柄刀反过来伤及国本，或者变成只顾啃噬国家血肉的蛀虫。
一日，天启帝独召魏忠贤至乾清宫暖阁。阁内并无他人，只有君臣二人。朱由校没有像往常一样摆弄他的模型，而是目光平静却带着一丝不容置疑的威压，看着跪伏在地的魏忠贤。
“魏伴伴，”皇帝的声音不高，却字字清晰，“近日朝堂纷扰，朕心甚忧。辽东需饷，河工待兴，各地宗室禄米亦是一大笔开销。国库艰难，你可知晓？”
魏忠贤心头一紧，连忙道：“奴婢知晓，奴婢日夜思虑，只为为陛下分忧。”
“分忧？”朱由校轻轻哼了一声，“朕听闻，有些人，借着为朕分忧的名头，手伸得太长，捞得也太多。朕许你提督东厂，是让你替朕盯着这天下，盯着那些不法的官员，不是让你去与民争利，更不是让你把国库当成自家的钱袋子！”
这话已是极重的敲打。魏忠贤冷汗涔涔而下，连连叩首：“奴婢不敢！奴婢对陛下忠心耿耿，绝无此心！”
“有没有此心，你自家清楚。”朱由校语气放缓，却更显深沉，“朕今日与你明言：权，朕可以给你，但财，不是你能肆意染指的。 往后，东厂办案，需有实据，不得罗织构陷。抄没之财，需如实入库，朕自有他用。那些能干实事的官员，如徐光启、孙承宗，乃至在边关的沈师傅，他们是为国出力，你需得敬着些，莫要寻衅滋事。至于那些只会空谈、或是贪墨无度的蠢虫，你尽管放手去查，该罢黜的罢黜，该下狱的下狱，朕绝不姑息！便是宗室之中，若有作奸犯科、鱼肉乡里者，同样依法究治，不必顾忌！”
这一番话，既划清了红线（不能敛财，需保护实干派），也给予了授权（打击贪官和不法宗室）。魏忠贤心中凛然，知道皇帝这是要收紧缰绳了，连忙表忠心：“奴婢谨遵陛下圣谕！定当恪尽职守，秉公办事，绝不敢有负圣恩！”
敲打了魏忠贤之后，朱由校开始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如何解决宗室问题上。他反复咀嚼沈惊鸿信中的话——“今日之藩王，耗的是国家之元气；而这元气，本应是留予陛下万世子孙之基业”，决心不能坐视这个毒瘤继续膨胀。他结合沈惊鸿信中隐含的“分流”、“激励”思路，以及自己对机械结构的理解（系统需要疏通而非一味堵塞），构思了一套宗室改革方案。
数日后，他再次召见阁臣及礼部、户部堂官，抛出了一项石破天惊的提议——《厘定宗室禄米及出路疏》 草案。
草案的核心内容有二：
其一，“开宗室进取之途，以才效国”。宣布，允许有意愿、有能力的宗室子弟，经过考核，进入国子监读书，或进入格物院、钦天监等专业机构学习。学有所成后，可经正常铨选途径，出任地方佐贰官、教职、或技术性官职（如河工、营造、军械监等），凭政绩升迁。其原有爵位禄米依旧保留，但出任实职后，可按品级领取相应官俸，同时其爵位禄米则酌情减半发放，以示鼓励自食其力，并为国效力。此举旨在将部分宗室精英从纯粹的消耗者，转变为国家的建设者。
其二，“定爵位递减之制，以减国负”。明确规定，除亲王、郡王等高等爵位世袭罔替外，其余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等中低等爵位，实行降等承袭。即，子孙承袭爵位时，需递降一等。例如，镇国将军之子袭辅国将军，辅国将军之子袭奉国将军。如此递降，直至三代之后，若无特恩，其子孙便不再享有宗室爵位与禄米，等同于平民。同时，严格限制宗室妾媵数量，从源头控制宗室人口的无序增长。
这套方案，可谓极具冲击力。它没有直接剥夺现有宗室的利益，而是着眼于未来，通过“开源”（允许做官）和“节流”（降等承袭）双管齐下，试图逐步减轻国家的负担，并为庞大的宗室群体提供一个疏解的出口。
可以想见，此议一出，如同在滚沸的油锅中泼入了一瓢冷水，瞬间炸开了锅！
保守派和宗室利益集团几乎炸了窝。各地藩王、郡王以及众多中低层宗室，纷纷上疏，或痛哭流涕，言“祖宗之法不可变”；或危言耸听，称此策将“使天潢贵胄沦落民间，有损皇家体面”；甚至有人暗中串联，试图施加压力。朝中与之关联密切的官员也纷纷发声反对。
然而，这一次，天启帝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坚定。他一方面利用魏忠贤的东厂，严密监控宗室动向，对串联闹事者进行警告弹压；另一方面，则在朝堂上公开支持此议。
他对着反对的群臣，难得地发表了长篇讲话：
“朕岂不知祖宗成法？然，时移世易！太祖皇帝若见今日宗室之繁、禄米之巨、国库之窘，岂会坐视不理？朕此举，非为苛待宗亲，实乃为保全朱明血脉，为万世子孙计！难道要等到库无余财、边无饷银、民无生计，大家一起坐困愁城吗？”
“开进取之途，是予宗室子弟一条报效国家、光耀门楣之路！降等承袭，亦是古已有之之制，非朕首创！难道我朱家子孙，离了禄米，就无能自食其力、建功立业者吗？！”
皇帝态度如此强硬，加之魏忠贤的东厂在旁虎视眈眈，反对的声浪虽然巨大，却未能像以往那样轻易迫使皇帝收回成命。而杨涟等改革派官员则全力支持，徐光启等实干派也认为此策是解决宗室问题的务实一步，纷纷上疏赞同。
经过激烈的争论和博弈，最终，天启帝力排众议，正式下旨，批准了《厘定宗室禄米及出路疏》的核心原则，命礼部、户部详细拟定实施细则，择地先行试点。
消息传出，天下震动。虽然只是试点，但这无疑是大明开国二百余年来，对宗室政策最重大的一次调整。它标志着帝国开始尝试挣脱历史包袱，寻求新生。
远在山海关的沈惊鸿，得知皇帝不仅领会了他的警示，更拿出了如此具有魄力的改革方案并强力推行，心中感慨万千。他知道，这仅仅是开始，实施细则的制定、试点的推行，必将面临无数的阻力和变数。但坚冰已然打破，航道已经开通。他立刻提笔，一方面写信肯定皇帝的决断，另一方面则开始思考，如何利用自己在格物院和边镇的影响力，为那些愿意“进取”的宗室子弟，提供一些切实可行的学习和出路建议，例如推荐他们进入与军械、工程相关的领域，将这股被迫疏解的力量，引导至对国家有益的方向上来。
内政改革的深水区，已然涉入。前路莫测，但变革的齿轮，一旦开始转动，便再难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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