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家门前那条河是我们孩子们的乐园。尤其是夏天，河水被太阳晒得温热，成了天然的游泳池。我大姐和二姐都是游泳好手，像两条灵活的鱼，在水中自由穿梭。而我，却是个旱鸭子，每次只能眼巴巴地在浅水区踩着水花。
那一年我八岁，看着姐姐们在深水区嬉戏打闹，心里羡慕得发痒。二姐朝我招手：“小弟，过来呀，水里可凉快了！”
我犹豫着，脚底下的鹅卵石被水流冲刷得光滑圆润。河水清澈见底，看似不深，但我从未敢越过那块标志着深水区开始的大青石。
“我不敢。”我小声回答，声音被流水声吞没大半。
大姐游回浅水区，站在我面前：“别怕，我们拉着你试试。”
或许是那天太阳太烈，烤得人头脑发昏；或许是姐姐们的鼓励给了我勇气，我竟然点了点头。
我壮着胆子，脚踩着水底的石头，一步一步小心翼翼地向深水区挪去。水渐渐漫过我的腰际，胸口，每走一步都心跳加速。姐姐们在旁边游着，为我保驾护航。
就在我即将够到二姐伸来的手时，突然感觉有个东西在水下抓住了我的脚后跟，猛地向前一推。
我瞬间失去平衡，整个人向后倒去，扑通一声没入水中。
世界突然安静了，只剩下咕噜咕噜的水声灌入耳朵。我拼命挣扎，手脚乱挥，却怎么也够不到底。水从鼻子和嘴巴里灌进来，呛得我无法呼吸。模糊中，我看到两个身影迅速向我游来。
再次有意识时，我趴在河岸边咳嗽不止，肺里火烧般疼痛。大姐轻拍我的背，二姐在一旁脸色发白。
“吓死我们了！”二姐声音发抖，“你怎么突然就滑倒了？”
我想说不是滑倒，是有什么东西推了我，但咳得说不出话。
回到家，我偷偷检查脚后跟，发现两只脚跟上各有两个小洞似的伤口，不深，但隐隐作痛。怕被妈妈骂我去深水区玩，我没敢声张，忍着痛穿上袜子遮住。
那天晚上，我开始发烧。
妈妈摸着我滚烫的额头，叹了口气：“肯定是下午游泳着凉了。”她给我吃了退烧药，让我早早睡下。
但我知道这不是普通的感冒。身体轻飘飘的，像是要浮起来，同时头却沉重得像块石头。最奇怪的是我的视力——明明房间里开着灯，一切却昏暗如同黄昏，眼前还有雪花般闪烁的斑点，像是老电视机没了信号。
夜里，高烧不退，妈妈只好把诊所里的输液架搬到我床边，亲自给我打上点滴。爸爸在一旁帮忙，眉头紧锁。
“这孩子烧得厉害，”我听见爸爸低声对妈妈说，“明天要是还不退，得送县医院。”
后来发生的事情，我开始记得不太清楚了。只感觉头越来越胀，头皮奇痒无比。明明身体虚弱无力，双手却不由自主地猛抓头皮，指甲里塞满了血和皮屑。
“快拦住他！他在抓自己的头！”妈妈惊叫。
我感觉到有人按住我的手，但我挣扎得更厉害。痒，太痒了，像是有什么东西要从头皮里钻出来。
视觉已经完全被雪花点占据，听觉也变得模糊不清。家人的声音像是从很远的水底传来，断断续续，听不分明。
后来我才知道，我当时一边抓头一边哭喊，把妈妈吓得直掉眼泪。但奇怪的是，我自己并没有哭的感觉，也没意识到自己在喊什么。奶奶后来说，我含糊不清地反复叫着“阿明”这个名字，可我们村里并没有叫阿明的人。
最后是奶奶拄着拐杖，快步走出了家门。不久后，她带回一个穿着古怪的老先生。那人年纪很大，脸上皱纹深如沟壑，穿着一件绣有各种神像的长袍，手里拿着一个铜铃和一个小鼓。
我虽然意识模糊，但本能地对这个陌生人生出恐惧。他想靠近我，我却挣扎着往床里缩。
老先生让我父母按住我，然后开始摇铃击鼓，吟唱着我听不懂的词句。那鼓声很奇特，每一声都似乎与我的心跳同步，震得我五脏六腑都在颤抖。
随着鼓声越来越响，我突然感到一阵强烈的恶心，偏过头剧烈呕吐起来。吐出来的全是河水，夹杂着一些水草和泥沙，量大得惊人。
说也奇怪，吐完之后，我的头立刻不痒了，视线也开始清晰起来。我发现自己在挣扎中已经把输液针头扯掉了，手背上有一小片血迹。
老先生停止击鼓，房间突然安静下来。他走近看了看我脚后跟的伤口——不知何时袜子已经被脱掉了。
“水猴子，”他喃喃道，“还好发现得早。”
他说我们河里住着一个水猴子（水鬼），通常只会抓单独游泳的人，我那天可能是因为有姐姐们在场，它没能完全得手，但还是在我身上留下了印记，想等我病弱时再来带走我。
第二天，奶奶从村口的庙里求来一个银质长命锁，用红布包好，挂在我脖子上。
“戴着它，直到满十二岁。”奶奶叮嘱道。
那之后，我果然再也没生病，也没遇到什么怪事。只是有好长一段时间，我不敢再去那条河里游泳。即使后来长大了，银锁早已取下，我每次下水都会莫名紧张，总觉得水下有什么东西在注视着我。
大姐后来成了游泳教练，硬是教会了我游泳。“你要学会面对恐惧，”她说，“最好的办法就是学会征服水。”
如今每次回老家，我还会去看看那条河。河水依然清澈，孩子们依然在夏天扑腾其中。有时我会想，那个推我的“水猴子”是否还在水下某处等待着。
但至少我知道，无论遇到什么恐惧，最好的办法就是直面它、征服它——当然，还要记得带上护身符，以防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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