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级的嘉奖电文带来的短暂欣慰，如同冬日里呵出的一口白气，很快便在现实的寒风中消散殆尽。陆震云还没来得及将那寥寥数语的肯定细细品味，一个更沉重、更尖锐的问题便如同冰锥般刺入他的心脏——与上海的联系，断了。
按照约定的联络时间表，在收到嘉奖电文后的第二天，就应该有一次例行的安全信号确认。那天晚上，陆震云提前进入密室，将电台预热，耳机紧贴，指针精准地调谐到那个熟悉的频率上。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耳机里除了宇宙背景噪声那永恒不变的沙沙声，什么也没有。预定的窗口时间过去了十分钟，频道里依旧是一片死寂。
“可能是信号干扰，或者他们那边有突发情况，延迟了。”陆震云强迫自己冷静，在心里找着理由。他按照规定，在备用时段再次呼叫，信号简洁而清晰，是代表“一切正常，请求回应”的短码。发送完毕，他屏息凝神，整个密室只剩下他自己的心跳声和电流的微响。依旧没有回应。
一种冰冷的不安开始沿着他的脊椎爬升。这种情况极不寻常。以往即便情况再危险，只要电台还在，顾清翰总会想方设法在安全窗口内发出一个最简短的确认信号，哪怕只是一个代表“平安”的单音。这种彻底的、绝对的静默，是第一次。
接下来的几天，变成了煎熬的循环。每到约定的联络时间，无论白天黑夜，陆震云都会准时守在电台前，重复着呼叫、等待、再呼叫的过程。他尝试了主频、备用频，甚至启用了极少数人知道的应急频率。手指因为反复按压电键而有些发麻，耳朵因为长时间佩戴耳机而胀痛，但耳机里始终是那片令人绝望的空白。
他开始失眠，食欲也差了很多。白天在贸易行处理事务时，常常会不由自主地走神，目光飘向北方。伙计跟他汇报账目，他需要对方重复两遍才能听清。合伙人陈老板关切地问他是不是身体不适，他只能勉强笑笑，推说是天气闷热，休息不好。
各种不祥的预感如同黑色的潮水，在他不受控制的思绪里翻涌。是电台在撤离时损坏了吗？还是藏身地点暴露了？是被敌人的侦测车定位了吗？池田那条毒蛇，在情报泄露后，会进行怎样疯狂的报复？他想到了空无一人的阁楼，想到了激烈的枪战，想到了被捕……想到了顾清翰可能面临的严刑拷打，甚至……
他不敢再想下去，猛地从办公桌后站起身，走到窗边，用力呼吸着湿热黏腻的空气，试图压下胸腔里那股灼烧般的焦虑和恐惧。他告诉自己，要相信顾清翰的能力，相信他们的应变预案。也许只是暂时转移，电台不便开启。也许是为了应对全城搜捕，进入了更深度的静默。
但理智的分析，在情感的巨浪面前显得如此苍白无力。那种失去联系的真空感，那种对远方那个人处境一无所知的茫然，像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扼住他的喉咙。他第一次如此痛恨这遥远的距离，痛恨自己只能在这相对安全的孤岛上等待，什么也做不了。
他试图通过其他渠道打探消息，但香港与上海之间的正常信息流通几乎断绝，偶尔传来的也只是些笼统且真假难辨的市井传闻。盟军情报部门的史密斯先生那里，关于上海的具体情报也仅限于战略层面，对地下组织的具体情况一无所知。
无力感深深地折磨着他。他拥有了一些资源和渠道，可以帮助千里之外的根据地，却无法得知近在心头那个人的安危。嘉奖电文里那句“减少损失，保全有生力量”，此刻听起来像是一种残酷的反讽——他送出的情报或许保全了许多人，但他最在乎的那个人，是否却因此陷入了更大的危险？
夜深人静时，他独自坐在黑暗的房间里，指间夹着一支没有点燃的香烟，目光没有焦点地落在窗外香港稀疏的灯火上。脑海里反复浮现的，是最后一次无线电联络时，那微弱、断续、却无比清晰的声音，以及更早之前，码头上那个在晨曦中渐渐模糊的、消瘦而决绝的身影。
他知道，焦虑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他必须稳住自己，继续利用香港的阵地开展工作，等待时机。但那种蚀骨钻心的担忧，如同无声的暗流，在他看似平静的外表下汹涌奔腾。上海的天空下，究竟正在发生什么？清翰，你是否还平安？这个问题，成了悬在他头顶的利剑，时时刻刻，寝食难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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