匠籍改革的试点刚刚在南京城推开，一场更为特殊、牵涉方外之人的诉讼，又将新兴的司法体系推向了风口浪尖。这一次，争议的焦点并非世俗的财产或契约，而是寺庙田产与宗教律法是否应凌驾于国法之上。
案件源于南京城外栖霞山下一座名为“慈云庵”的小寺庙。此庵虽小，却拥有周边近百亩良田的田契，乃前朝某位笃信佛教的勋贵所捐。这些田地一直由庵中比丘尼自行管理，或出租给附近佃农耕种，收入用以维持庵堂香火与僧尼用度。
然而，随着《统一税法》的推行与田亩清丈的深入，栖霞山所在的江宁县衙在核验新鱼鳞图册时发现，慈云庵名下这近百亩田地，多年来从未缴纳过任何赋税。依据新税法，除皇帝特旨敕建的皇家寺庙或有明确优免文书者外，其余寺观田产，皆需与民田一体纳粮当差。
县衙户房书吏遂下发文书，要求慈云庵限期补缴近年所欠田赋，并自本年起依新册纳税。
这一纸文书，却在慈云庵乃至整个南京的释道两门引起了轩然大波。
慈云庵的主持，一位年过六旬、德高望重的慧明师太，接到文书后，双手合十，默念了一声佛号，眉头却深深蹙起。她并非有意抗税，而是依据释门传统与数百年的惯例，“十方供养，三宝净财”，寺庙田产乃信众布施，用以供奉佛法僧三宝，其产出亦用于弘法利生，向来不与世俗赋役。如今官府要求纳税，在她看来，无异于玷污净财，干涉佛门内务。
“阿弥陀佛，”慧明师太对前来催缴的县吏平静而坚定地说道，“此田乃信众布施之福田，所出皆供佛养僧，非世俗私产。官府课税，于理不合，于律（指佛教戒律清规）有违。贫尼实难从命。”
她的态度，得到了南京城内许多大寺庙高僧的支持。几位着名禅林的方丈联名向江宁知县并南京礼部僧录司递交呈文，引经据典，阐述寺庙田产的特殊性，恳请朝廷尊重宗教传统，维持旧例。
与此同时，南京道录司（管理道教事务的机构）也密切关注此事。道家宫观同样拥有大量田产，若此例一开，他们亦不能幸免。
消息传到都察院，李守俊等人如获至宝。他们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个攻击新政“不近人情”、“败坏纲常”的绝佳机会。
“陛下！寺观田产，乃信众虔心所奉，用以供奉神佛，延续香火，此乃千古定制！”李守俊在朝会上言辞恳切，甚至带着一丝对神佛的敬畏，“今官府竟欲对此课税，此非与神佛争利为何？恐干天和，招致神佛降罪！且僧道乃方外之人，不事生产，全赖田产供养，若课以重税，则佛法道统何以延续？此乃断绝善路，败坏风化之举！”
他们的攻击，将一个简单的税收问题，拔高到了“亵渎神灵”、“断绝信仰”的可怕高度，极易煽动起广大信教民众的恐慌与不满。
议会内部，支持税法的议员也感到了棘手。他们必须谨慎处理宗教信仰与国家律法的关系。
江宁县衙更是压力巨大。面对慧明师太的坚决、高僧们的联名以及都察院的压力，知县左右为难。若强行征税，恐激起民变，被扣上“迫害僧道”的罪名；若就此让步，则《统一税法》的权威性将荡然无存，其他拥有大量田产的寺观必将群起效仿。
案件最终被上报至南京刑部。刑部官员也感到棘手，便将此案与议会司法委员会进行咨议。
林川得知此事后，意识到这已非简单的经济纠纷，而是世俗法权与宗教特权的一次正面碰撞。他给出了明确的指导原则：“国法面前，众生平等。宗教信仰自由当予尊重，然田产置于国土，享用地方安宁，自当承担相应赋税义务。此乃立国之基，不可动摇。”
在他的授意下，议会司法委员会与刑部、礼部（辖僧录司、道录司）组成了联合审议小组，专门处理此案。
审议过程异常艰难。僧道代表坚持“田产非私产，乃三宝物、十方财”的传统观念，认为纳税是对信仰的亵渎。而司法派官员则坚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田产既有收益，便应纳粮。
面对僵局，一位参与审议的、较为开明的礼部官员提出了一个折衷方案：承认寺观田产的特殊性，但其产生的收益，若超出维持该寺观基本宗教活动与僧道基本生活所需的部分，是否可视为“盈余”，对此“盈余”部分课税？同时，对于真正清修、田产微薄的小寺观，可设定起征点，予以免税。
这个方案试图在坚持税法原则的前提下，体现对宗教的尊重和照顾。
然而，此议一出，遭到了更强烈的反对。慧明师太等人认为，如何界定“基本所需”与“盈余”？这本身就是对佛门清净的干涉。李守俊等人则斥责此方案“巧立名目，实则与全面课税无异”。
案件审议再次陷入僵局。
就在此时，沈万三商会下一位精通算术的掌柜，受议会委托，对南京几家大寺庙的田产收支进行了一次非官方的测算。测算结果虽不精确，却显示某些大寺田产收入颇丰，远超过其宗教活动开销，甚至用于放贷、购置更多田产。
这份非正式的测算数据虽未被正式采纳，却在议会内部流传开来，让许多议员意识到，宗教田产问题背后，可能也隐藏着巨大的经济利益，并非全然是信仰问题。
最终，在巨大的争议和反复权衡下，联合审议小组达成了一个极其谨慎的决议：原则上，寺观田产需纳入征税范围，但具体执行细则，需由礼部牵头，会同户部、议会，另行制定《寺观田产管理与税赋征收特别条例》，在条例出台前，慈云庵一案暂缓执行，各地类似情况参照此例。
这个决议，实际上是将皮球又踢了回去，并未解决根本问题。但它明确了一个方向：宗教田产不能完全置身于国法之外。同时，也为后续更细致、更妥善地处理政教关系留下了空间。
慈云庵的税赋暂时不用交了，但悬在众多寺观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并未移除。这场“僧道之讼”，以一种未完成的状态暂时告一段落，它深刻地揭示出，制度复兴的道路上，不仅需要对抗世俗的旧势力，还需要谨慎地处理超越世俗的信仰与特权，其复杂与微妙，远超寻常。新制度的生命力，在触及这片神圣领域时，显得格外谨慎，却也格外坚定地，试图为其划下一条属于世俗国家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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