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春三月，草长莺飞。流民屯外的田野里，红薯藤蔓铺开一片生机勃勃的绿色，新开垦的梯田上，黍米和豆苗也破土而出。屯内，秩序井然，工匠区的烟火日夜不息，校场上的操练声铿锵有力。一种不同于以往挣扎求存的、充满活力的气氛，在屯子里弥漫。
制度的根基已初步夯实，技术的萌芽正在生长，林川知道，是时候将目光投向更远处了。生存之后，是发展；固守之后，是连接。
他召集核心层，提出了一个构想：“我们不能只满足于黑石寨这一条线。我们需要更多的朋友，也需要更广阔的视野。我打算，组织一支精干的商队，带上我们的粉条、新烧的陶器、改良的农具，还有……‘忠义可风’的故事，走出这山沟，去南面更大的集镇，甚至……去西安府看看。”
这个提议，让众人既兴奋又忐忑。
“去西安府？那可是省城！万一被官府……”王老栓首先担忧。
“王叔，如今我们已非寻常流民。张公的文章和匾额，便是我们的护身符。”吴秀才反驳，眼中闪烁着跃跃欲试的光芒，“况且，闭门造车，终非长久之计。需知外界情形，需换我所需之物，更需让我‘忠义’之名，广传于外！”
沈文舟也赞同：“文舟愿往。可与沿途士子、商贾结交，探听朝廷动向，亦可宣扬我屯抗虏之事。”
杨把总从军事角度考虑：“可派一队精锐伪装护卫，既可保商队安全，亦可沿途绘制地图，侦察山川地势、关卡兵力，于我日后大有裨益。”
经过详细筹划，第一支流民屯商队正式组建。由沈文舟担任领队，吴秀才为副，负责交涉与文书；孙小眼挑选了五名最机警的侦察兵伪装成伙计，负责安全和情报；王老栓则选派了四名可靠、熟悉市贸的屯民，负责具体的交易。携带的货物除了粉条、陶器、少量铁制农具，还有几十本由吴秀才亲自抄录、装订的《流民屯抗虏记》册子。
商队出发那天，全屯几乎都来送行。看着那十几匹驮着货物和希望的骡马消失在向南的山道上，许多人心中都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情感。这不仅仅是去做买卖，更像是这个从血火中诞生的集体，第一次主动将触角伸向外部世界。
商队离开后，屯内并未闲着。林川利用这个相对和平的时期，大力推进“积储”战略。
黑石寨献出的矿脉经过初步探查，储量虽不大，但品质尚可，且易于露天开采。在雷匠人的指导下，一座小型高炉开始在山坳里搭建起来，与之配套的，还有利用水力驱动的大型鼓风箱（由顾博士设计）和焦炭窑（用于将煤炼成焦炭，以提高炉温）。每一次尝试都伴随着失败的风险和材料的浪费，但每一次微小的进步，都让张五等老工匠激动不已。
农业上，王老栓带着人尝试在林川的提示下进行“套种”，在红薯地间隙种上豆类，以期能肥田增产。李窑工则改进了窑炉，烧制出的陶器更加坚固耐用，除了自用，也开始小规模储存，准备用于后续交易。
与此同时，陆夜不收的训练也初见成效。他带出来的几个弟子，不仅精于潜伏侦察，更开始学习如何渗透、如何破坏、如何在敌后制造混乱。这支隐藏在阴影中的力量，将成为流民屯未来的獠牙。
一个月后，商队满载而归。
他们不仅带回了流民屯急需的盐巴、布匹、药材、书籍，以及少量珍贵的硝石和硫磺，更带回了大量宝贵的信息。
沈文舟和吴秀才兴奋地向林川汇报：
西安府乃至整个陕西，官场腐败，民生凋敝，对各地自发抗清的“义军”态度暧昧，既无力剿灭，也不敢公开支持。流民屯的事迹确实通过张溥的文章和商旅的口耳相传扩散开来，在士林和民间赢得不少赞誉，甚至有人称之为“北地砥柱”。
他们用粉条和陶器成功打开了几条商路，与几个信誉尚可的商号建立了初步联系。更重要的是，他们暗中接触到了几个同样在艰难抗清的小股义军势力，彼此交换了信物，约定互通声气。
“林当家，外界已然巨变！”吴秀才语气沉重而又带着一丝兴奋，“李闯王（李自成）声势复起，朝廷焦头烂额，东虏亦在调整部署。天下，将乱矣！然乱世，亦是我等有所作为之时！”
商队的回归，如同打开了一扇通往世界的窗户。流民屯的人们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感受到，自己并非孤岛，而是身处一个波澜壮阔、危机与机遇并存的巨大棋局之中。
林川看着堆满库房的物资，听着沈文舟和吴秀才带回的消息，心中波澜起伏。
通衢已开，道路已现。
流民屯这艘小船，在经历了最初的惊涛骇浪后，终于要驶入更加广阔，也更加风高浪急的海洋。下一次考验，将不仅仅是军事上的，更是政治、经济和外联上的全面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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