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二十四,扫尘日。流民屯里弥漫着泥土和草木灰的气息。妇人们用绑着树枝的扫帚,费力地清除着窝棚顶积了一冬的灰垢。孩子们被指派着将碎石子铺在容易积水的泥泞小路上。这是一种朴素的仪式,寓意着辞旧迎新,扫除晦气。王老栓看着这一幕,布满皱纹的脸上露出一丝慰藉:“像点过日子的人家了。”
然而,过日子,远不止扫尘那么简单。真正的考验,藏在那些看似稳固的表象之下。
第一个危机来自地窖。负责每日巡查储藏物的丫丫,惊慌地跑来找到林川:“林大哥,有些红薯……长霉斑了!” 地窖虽然避寒,但湿度控制不当,加上部分红薯在收获时带有暗伤,腐烂如同瘟疫般悄悄蔓延。这不是天灾,是经验不足导致的“人祸”。一旦处理不当,过冬的口粮将蒙受巨大损失。
整个屯子立刻行动起来。林川根据模糊的现代知识,指挥大家将腐烂的红薯立刻挑出、深埋,防止传染。同时,在地窖中铺设干草和石灰吸潮,并加大通风。李窑工烧制了一批陶罐,用于分装干燥的薯干,避免集中存放的风险。张五则带着人加固地窖支撑,防止因清理作业导致坍塌。
这场“红薯保卫战”持续了三天。过程中,有人心疼被埋掉的粮食偷偷抹泪,有人因劳累和紧张而抱怨,但最终,在共同的危机面前,协作占据了上风。当危机解除,看着大部分粮食得以保全,一种“我们共同守护了生存根基”的踏实感,在每个人心中悄然滋生。王老栓拍着林川的肩膀,语气里带着后怕和庆幸:“娃啊,过日子,学问大着哩。这次,是老天爷给咱们提了个醒。”
第二个变化,发生在更细微的人心层面。吴秀才主动找到了那几个曾被他斥为“顽劣”的半大小子。他们正是精力旺盛、对舞刀弄棒充满兴趣的年纪。吴秀才没有再讲《孙子兵法》,而是拿出林川找来的《民兵辑要》和《纪效新书》中的图示,结合屯子周边的地形,用最直白的话讲解如何利用山坡设伏,如何依靠树林隐蔽,如何传递简单的哨音信号。
“看这里,若敌从此路来,我于此处高处了望,以哨声为号,一长两短便是警示……”吴秀才的学问,第一次与孩子们的认知产生了连接。他们瞪大眼睛听着,不时发问,甚至提出自己的想法。一种基于实用需求的“教育”,开始在古老的经义之外,破土萌芽。
张五和李窑工的“较劲”也进入了新阶段。在合作试制取暖炉的过程中,张五发现李窑工烧制的陶制烟囱内壁光滑,能有效减少烟尘滞留,而李窑工则佩服张五在铁皮接缝处打造的卡扣严丝合缝。彼此嘲讽少了,互相请教多了。一种原始的“工匠精神”在竞争与合作中悄然升华,他们开始追求的不再是单纯的“能用”,而是“好用”和“耐用”。这种精神的蔓延,潜移默化地提升着屯子里各种器具的质量。
年关越近,外部的压力也如影随形。孙小眼带回关于私矿势力的进一步消息:他们似乎也在为过年做准备,活动频繁,但并未有向外扩张的明显迹象。同时,货郎带来的消息称,朝廷税监的队伍已逼近邻县,所过之处,鸡飞狗跳,甚至有小股溃兵开始流窜。这使得流民屯的巡防压力倍增。
腊月二十八,林川决定进行一次全屯范围的防演练。以铜锣为号,妇孺老弱迅速撤入临时加固的祠堂和地窖,青壮乡勇依据平日操练,迅速占据预设的防御位置。演练过程中出现了混乱:有人跑错了方向,有人紧张得拿不稳武器。赵铁柱急得大吼大叫,林川却制止了他。演练结束后,他没有责备任何人,而是让各小队负责人聚在一起,复盘刚才出现的问题,重新明确信号、路线和职责。
“乱,是正常的。”林川对众人说,“但多乱一次,真到事上,就能少流一滴血。我们要的,不是一次完美的演练,而是一次比一次更好的进步。” 这种务实的作风,让众人心中的恐慌渐渐被一种有序的紧张所替代。
除夕夜,没有丰盛的年夜饭,只有比平日稠厚的薯粥和一点点咸肉。但在祠堂前的空地上,燃起了一堆难得的篝火。火光映照着一张张饱经风霜却带着希望的脸庞。王老栓作为最年长者,说了几句吉祥话。丫丫和孩子们唱起了跟吴秀才学的、词句还有些生涩的祈福歌谣。
林川坐在人群边缘,看着跳跃的火焰。他想起穿越之初的茫然与绝望,再看眼前这片初具雏形的小小社群,心中感慨万千。灭清、复兴、登顶……那些宏大的目标似乎还遥不可及。但此刻,他更深切地体会到,所有伟大的蓝图,都始于最卑微的生存。是地窖里那些被小心守护的红薯,是工匠间看似无谓的较劲,是孩童们开始识字的双眼,是每一次演练后的复盘总结……这些深扎于泥土之下、相互纠缠的细小根须,才是支撑未来参天巨木的真正力量。
年关的钟声(或许只是想象中的)在寒夜里回荡。前途依旧未卜,威胁仍在暗处。但在这个小小的流民屯里,一种叫做“共同体”的意识,正伴随着生存的艰辛与年节的微光,如同冻土下的草芽,顽强地生长着。第一阶段的路还长,每一步,都需走得沉稳而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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