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宣宗李忱的即位，如同一阵强劲的东风吹散了笼罩帝国数年的阴霾，也彻底扭转了朝廷的政治风向。新帝几乎是在龙椅尚未坐热之时，便以雷霆手段推翻了武宗一朝的诸多政策，其中最为标志性的，便是对佛教的全面解禁与复兴。然而，政治风向的转变，从来不仅仅关乎理念与政策，更是一场权力的重新洗牌和残酷清算。在这场骤变中，那位曾权倾朝野、大力推行灭佛政策的宰相李德裕，迅速从权力的顶峰跌落，成为了新朝树立权威、安抚人心最显眼的祭品。
宣宗即位之初，表面上一片祥和，对前朝重臣亦示以优容。然而，暗流早已汹涌。以白敏中、令狐绹等人为首的“牛党”人物，敏锐地捕捉到了新帝对武宗政治路线的深刻厌恶。他们蛰伏多年，此刻终于迎来了反扑的绝佳时机。而李德裕，作为“李党”无可争议的领袖和武宗朝最核心的权臣，自然首当其冲。
攻击的序幕悄然拉开，却迅速变得公开而猛烈。牛党成员们不断上疏，弹劾李德裕。他们的奏疏不再局限于具体政事得失，而是直指其核心罪状：专权跋扈，威福自专，结党营私，视天子为虚器。他们将武宗朝所有严厉乃至酷烈的政策，包括对藩镇的强硬用兵、对官场的整肃，尤其是那场轰轰烈烈又血雨腥风的灭佛运动，都归咎于李德裕的“独断专行”和“欺蔽圣听”。
尽管朝野上下皆知，灭佛之决策源于武宗本人对道教的痴迷和对佛教经济的厌恶，李德裕更多是顺势而为的执行者和推动者。但在政治斗争中，真相往往让位于需要。将一切罪责推给一位权倾朝野却又突然失去靠山的前朝宰相，无疑是最高效、最安全的选择。李德裕成为了完美的替罪羊，既能满足新帝否定前朝的政治需求，又能迎合天下无数佛教徒及其同情者的愤懑情绪，还能顺带清除政敌，可谓一石三鸟。
宣宗的态度默许甚至鼓励了这种攻击。他需要迅速摆脱武宗的政治阴影，建立自己的权威，而否定前朝权相是最直接的途径。他或许也厌恶李德裕的专断风格，以及其主导下的那些激烈政策。
大中元年（847年）初，仅仅在宣宗即位数月之后，清算便正式到来。一纸诏书下达，罢免李德裕宰相之职，出为东都（洛阳）留守。这是一个明显的信号，意味着他已被排挤出权力核心。
但这仅仅是开始。牛党人物绝不会允许这位强大的政敌有任何东山再起的机会。攻击并未停止，反而变本加厉。更多的“罪证”被挖掘出来，言辞愈发激烈。不久，第二道贬谪令接踵而至：再贬李德裕为太子少保，分司东都，一个更显清闲的虚职。
然而，这依然不能让他的政敌们安心。他们需要将他彻底打垮，永绝后患。大中元年秋，更严厉的处罚降临：贬李德裕为潮州司马。潮州远在岭南，当时是瘴疠横行、贫穷落后的蛮荒之地，这等于是将其流放。
消息传出，朝野震动。一位曾经叱咤风云、执掌帝国中枢多年的宰相，竟在短短一年之内，沦落至如此境地。长安城中，有人拍手称快，尤其是那些因灭佛而受损的势力及其同情者；也有人暗自唏嘘，感叹政治风云变幻无常，世态炎凉。
李德裕黯然离京。离京之时，想必门庭冷落，与昔日拜相时的车水马龙形成鲜明对比。他一路南行，心情之复杂可想而知。他或许会回想自己一生的抱负：削弱藩镇、整顿吏治、富国强兵……灭佛，在他眼中，亦是剜除帝国肌体上经济毒瘤的必要之举。然而如今，一切功过是非，皆被政治斗争的漩涡所吞噬和扭曲。他成了天下人口中的“奸臣”、“酷吏”，而那个最终决策的皇帝，却已深埋陵寝，无需承担任何责任。
贬谪潮州并非终点。政敌们的目光依旧死死盯着他。大中二年（848年），更为残酷的打击最终落下：进一步贬李德裕为崖州司户参军。崖州，位于南海之中的海南岛，在当时是名副其实的“天涯海角”，是朝廷惩罚罪臣的极致流放地。这意味着他已被彻底抛弃，再无任何重返政坛的可能。
年过花甲的李德裕，拖着老迈的病体，携家带口，跋山涉水，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抵达了这片荒芜之地。这里的湿热气候、蛮荒环境，与长安的繁华和权力中心的炙手可热，恍如隔世。巨大的心理落差、艰苦的生活条件、以及郁结于心的悲愤，很快摧垮了他的健康。
大中三年（849年）正月，这位曾经权倾朝野、深刻影响了晚唐政治格局的一代名相，在崖州的贬所中，孤寂而凄凉地病逝。他最终也未能回到他心心念念的中原故土。他的政治理想，他的是非功过，都随着他的离去，化为了历史长卷上一段充满争议的注脚。
李德裕的悲剧，绝不仅仅是他个人的失败。它是晚唐“牛李党争”白热化的必然结果，是官僚集团内部恶性倾轧的极致体现。它深刻地揭示了，在帝国的人治框架下，任何重大的国家政策，无论其初衷如何，最终都可能与官僚集团的个人命运和派系斗争紧密捆绑。政策的对错，往往让位于政治的站队和权力的需要。今日的执棋者，明日便可能沦为棋盘上的弃子。
当玄净在逐渐复苏的西明寺中，听闻李德裕贬死崖州的消息时，心中想必也是五味杂陈。他对这位导致他人生巨变的宰相，怀有复杂的情绪，有恨意，或许也有一丝难以言喻的怜悯。他明白，李德裕的倒台，直接促成了佛教的复兴，但他也从中看到了政治斗争的残酷与无情，那是一种比宗教迫害更为冰冷和不可抗拒的力量。
帝国的钟声重新鸣响，佛寺的香火再度燃起，而一场围绕权力的游戏，却以另一位参与者的殒落，暂时告一段落。只是，旧的党争虽暂歇，新的纷争又在酝酿。帝国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藩镇割据、宦官专权、财政困窘——并未因一场灭佛运动或一次宰相的更迭而得到解决。会昌年间的狂飙与之后的清算，都不过是这个庞大帝国在缓慢下沉过程中，溅起的激烈却短暂的浪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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