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廊里的人流渐散，阳光移到了三楼转角的玻璃幕墙上，映出祁天佑修长的身影。他抬手看了看表，九点五十八分，秒针转得平稳。
就在这时，一个穿白衬衫的年轻助教快步跑过来，手里攥着个牛皮文件夹，额角还沾着汗：“祁天佑同学？”
“是我。”
“高书记让您课后去趟他办公室，说有份材料要跟您对一下。”
祁天佑点头，把公文包换到左手，右手轻轻抚了抚袖口。
那枚青铜袖扣在光里闪了一下，上面刻的甲骨文 “治” 字，忽然变得清晰，像某种无声的回应。
侯亮平独自走出教学楼，手里还攥着那份案例汇编，指腹把封面都蹭热了。
他站在台阶上，望着对面行政楼的轮廓，眉头锁得紧。校园广播里在播天气预报，说今天风速三级，空气质量良，可他总觉得心里闷得慌。
他翻开材料第一页，一行蓝黑钢笔字忽然撞进视野，是手写的批注：
“监督若不能落地，便只是挂在墙上的空中楼阁。 看得见，用不上。”
字迹清峻，笔锋里带着股韧劲，力透纸背。侯亮平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直到风卷着落叶吹过脚边，才轻轻叹了口气，把材料抱得更紧了些。
祁天佑推开行政楼三层东侧的门时，走廊里的声控灯刚灭了两盏。
尽头那扇深褐色木门虚掩着，缝隙里漏出半道暖黄的光，像刻意留给他的信号。
他抬手理了理熨帖的袖口，银质甲骨文袖扣在廊顶冷光灯下掠过一丝锐芒 。
那是父亲生前最爱的藏品，此刻却像在提醒他这场谈话的分量。
茶几上摊着的《基层治理案例汇编》还带着油墨味，正是半小时前他亲手交到侯亮平手里的复印件，纸页边缘已被指尖捏出浅浅的折痕。
高育良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始终没抬头。
指节分明的手悬在一份红头文件上方，指腹轻轻敲击着纸面，节奏不紧不慢，却像敲在祁天佑的心尖上。
桌上并排放着两杯茶，青瓷杯里的龙井早已凉透，叶片沉在杯底蜷成一团；
另一杯白瓷杯还冒着细烟，水汽在杯壁凝出蜿蜒的水痕，顺着杯沿缓缓往下淌。
“坐。”
他终于开口，声音里没带任何情绪，却让空气瞬间绷紧。
祁天佑依言坐下，黑色公文包稳稳搁在膝上，背脊挺得笔直，像随时待命的哨兵。
窗外传来学生们的笑声，却被厚重的隔音玻璃滤得模糊不清，只剩一团朦胧的喧闹，衬得室内愈发安静。
高育良这才抬眼，镜片后的目光像精准的探照灯，牢牢锁在祁天佑脸上：
“你今天在《行政法学》课上说的‘嵌入式监督’，我听了录音。”
祁天佑没接话，只是微微垂了垂眼睫。
他知道接下来的话，才是这场谈话的核心。
“很多人以为，制度设计就是搭架子，把条文拼起来就算完事。”
高育良把红头文件往桌角一推，文件与桌面摩擦发出轻微的声响，
“但你提到了执行成本、行政效率，还有基层执行者的实际承受力，这说明你不是只会死读条文的书呆子。”
他顿了顿，指尖在凉透的茶杯沿上摩挲着，目光陡然沉了下来：
“讲真，现在谈土地改革的论文多如牛毛，可真正踩着田埂去看过的有几个？”
“征地公告一贴，满纸法律条文，农民连补偿标准都看不懂，村干部拿着喇叭念一遍，就让人签字画押。你说说，这种政策，能落地吗？”
祁天佑右手小指轻轻摩挲着无名指上的玉扳指，那是母亲给的传家宝，温润的触感能稍稍压下心底的波澜。
他面上依旧平静，却悄悄记下了高育良话里的每一个字。
“给你三天时间。”
高育良突然抽出一张空白稿纸，钢笔在纸上划过的声音格外清晰，写下一行力透纸背的字：
新时代土地流转制度改革综合分析报告。
“要理论深度，更要实操路径。别写那种‘建议加强监管’‘完善机制’的废话，我要看到具体怎么破局，怎么解决真问题。”
祁天佑双手接过纸张，指尖划过字里行间的压痕，能清晰感受到笔尖落下时的力度。
“老师，您想要什么样的‘破局’？”
他终于开口，声音平稳得不像在提问，更像在确认一场硬仗的规则。
“三个要求。”
高育良伸出三根手指，目光锐利如刀，
“第一，不准照搬中央文件原话，要把条文嚼碎了，变成能落地的办法；第二，必须回应城乡接合部的实际矛盾，别拿偏远农村的案例凑数；第三……”
他往前倾了倾身，语气骤然加重，
“要有预判性。下一步政策往哪走，你要比正式文件早半步看见，而不是等政策出来了再解读。”
祁天佑郑重点头，将纸仔细折成四方，塞进西装内袋，紧贴着胸口的位置。
动作依旧稳当。
“我明白什么叫‘见血’的政策。”
他说完起身，转身时脚步没乱半分，只有衣角在空气中轻轻晃了晃。
图书馆三楼北区自习室的灯亮得均匀，暖白色的光铺在桌面上，像一层薄雪。
祁天佑拉开椅子时，特意选了靠窗的位置。
从这里能看见楼下的梧桐树，叶子正一片片往下落，像在数着时间。
他放下包，从夹层里取出那本磨了边角的牛皮笔记本，扉页上的钢笔字早已干透，却依旧锋利：
“这世上有两种人，一种是被历史车轮碾过的，一种是开车轮的。”
他翻开最新一页，笔尖顿了顿，落下三个加粗的关键词：
失地农民的身份焦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瓶颈、地方政府财政依赖症。每个词后面都画了个圈，像等着被解开的结。
手机调成飞行模式，耳机里传来淅淅沥沥的白噪音，把周围的翻书声、键盘声都隔了出去。
他点开省统计局官网，下载近三年城镇化率与耕地减少数据对比表，表格里的红色下降箭头刺眼得很；
又翻出汉东省已公布的三个试点县改革方案，用红笔在 “实施难点” 那栏逐条标注，密密麻麻的批注爬满了纸页。
凌晨两点十七分，祁天佑停下笔，揉了揉发酸的眼睛。
面前摊开的五份材料被整理得整整齐齐：
一份卷了边的国务院《关于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两篇画满波浪线的核心期刊论文，
一本泛黄的地方志摘录（里面记着十年前的征地纠纷），
还有他自己走访整理的七起典型案例，每起案例后面都附了当事人的访谈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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