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像一把无形的锉刀，在政策研究室这个特定的环境里，日复一日地打磨着我。那份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环境的通知稿，在经历了张主任精细到近乎苛刻的“修改的艺术”后，终于以一种四平八稳、无懈可击的姿态正式印发。
看着那份最终成稿，我心里没有多少成就感，反而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怅然。它像一件被过度打磨的工艺品，光滑、规整，符合一切标准，却失去了最初那份可能略显粗糙但充满生命力的触感。
这种“被磨平”的感觉，并不仅仅体现在文字上，更渗透到了我工作和生活的方方面面。
我开始习惯在发言前，先在脑子里过三遍：这话该不该说？该怎么说？说到什么程度？我学会了在会议上，当讨论触及敏感话题或出现分歧时，保持沉默，或者用“这个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从不同角度看都有道理”之类的万金油式发言来应对。我甚至开始模仿老张他们，在非工作场合，谈论一些无关痛痒的天气、养生、孩子教育之类的话题，小心翼翼地避开任何可能引发争议的领域。
我的穿着打扮也越来越向“标准机关干部”靠拢。以前在学校和刚工作时，我还偶尔会穿一些带点个性的衬衫或裤子，现在，我的衣柜里几乎清一色是白衬衫、深色西裤和夹克，力求低调、稳重，不引人注目。
有一次，处里组织去郊区的农业示范园参观学习。示范园建设得很漂亮，大棚里的果蔬长势喜人，介绍的同志口若悬河，大谈技术进步和经济效益。随行的记者忙着拍照，领导们频频点头。
在一片祥和的气氛中，我却注意到大棚外不远处，有几个当地的农民蹲在田埂上，抽着烟，眼神复杂地看着这边热闹的场景。我下意识地想走过去跟他们聊几句，问问他们对这个示范园的看法，土地流转后他们的生活怎么样。
但脚步刚迈出去，我就顿住了。我想起了清河县的报告，想起了张主任的告诫，想起了周副秘书长关于“策略”的点拨。在这种公开场合，领导在场，记者在侧，我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干部，贸然去跟农民交谈，会传递出什么信号？会不会被误解？会不会给处里、甚至给研究室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内心的冲动与现实的顾虑激烈交锋。最终，那套已经逐渐内化的“生存法则”占据了上风。我收回了脚步，若无其事地跟着大部队继续参观，脸上挂着和周围人一样的、恰到好处的微笑。
但那一刻，我心里很清楚，我身上某个曾经尖锐的棱角，就在那犹豫和退缩的瞬间，被悄然磨去了一小块。一种细微却清晰的痛感，蔓延开来。
晚上回到宿舍，我对着镜子里的自己，忽然感到一丝陌生。镜中的人，穿着规整的衬衫，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眼神里曾经那种无所顾忌的光彩，似乎黯淡了些许，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沉静，或者说，是一种被压抑后的平静。
我拿起那把用了很久的、笔杆上甚至有些掉漆的英雄钢笔。它曾经陪我写下激扬的文字，写下对不公的愤慨，写下充满理想主义的报告。而现在，它更多的时候，是在起草那些经过反复斟酌、打磨得光滑圆润的公文。
“我是不是正在变成自己曾经不喜欢的那种人？”一个声音在心底响起，带着质疑和不安。
我想起了大学时代，和陈默、赵瑞龙他们在宿舍里彻夜争论，挥斥方遒。那时的我们，以为凭借知识和热血就能改变世界，对官场中那些“磨棱角”的说法嗤之以鼻，认为那是妥协和堕落的开始。
而今，陈默在纪检系统，据说依然保持着他的锐气；赵瑞龙在下面的市里，听说很会搞关系，走得顺风顺水；而我，在这个号称“智囊”的政策研究室，却真切地体会着被“打磨”的滋味。
这不是简单的妥协或堕落，而是一种更复杂、更无奈的成长。就像一块山里的石头，想要被用来铺路或者建筑，就必须经历打磨，磨掉那些扎手的棱角，才能更好地嵌入既定的秩序之中。
王老师说过，这是为了“生存”，为了“更好地做事”。周副秘书长也说过，要“保护好自己”。他们都对，在现实的坐标系里，他们都对。
可是，当棱角被磨平，那个最初的、带着锋芒的“我”，又会剩下多少？
我拧开钢笔，吸饱墨水，铺开稿纸，却久久无法落笔。我知道，我再也写不出那份关于清河县的、带着泥土气息和灼热温度的原始报告了。不是不能，而是不敢，也是不会了。我已经习惯了那种经过“艺术”处理的、安全的表达方式。
这种“被磨平”，或许是一种成熟，一种适应。但它所带来的，还有一种深深的失落，一种与过去那个天真却充满激情的自我逐渐剥离的隐痛。
窗外的省城，灯火璀璨。我知道，在这片璀璨之下，有无数像我一样的人，正在被各种无形的力量打磨着，塑造着，以适应这个庞大体系的运转。
我的棱角还在被继续打磨着。这个过程，无声无息，却真切地发生在每一个谨慎的措辞里，每一次克制的冲动中，每一天循规蹈矩的生活里。
我不知道，当所有棱角都被磨平的那一天，我会变成什么样子。是彻底融入这片官海的平静水面，成为一滴不起眼的水珠？还是能在光滑的外表下，依然保留着内心深处那点不为人知的坚硬与温度？
答案，或许还需要在未来的岁月中，慢慢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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