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悦坐在工位上，看着堆积如山的材料，瞬间觉得喘不过气来。她随手拿起最上面的一份，竟然是1976年度的《粮食征购任务分解表》，纸页都发黄了，显然是积压了很久的工作。胡悦最讨厌这种无法掌控的局面，茫然无措的感觉让她心里乱糟糟的——她想搞清楚公社的架构，才能更好地开展工作，便从挎包里掏出组织关系转接单，又走到吴运才跟前。
“吴部长，请问公社的架构是怎么划分的？我想了解一下，方便以后对接工作。”胡悦客气地问。
吴运才握着钢笔的手顿了顿，在转接单上留下一个墨点，头也没抬地说：“你先熟悉文书工作，架构的事以后有机会再说，不急。”
吃了闭门羹的胡悦只好攥着空白的转接单回到工位。她不想干坐着，便开始收拾杂乱的桌面——把散落的文件按年份分类，用湿抹布把积灰的桌面擦得锃亮，又去茶水间倒了杯热水，才算稍微安心。
收拾抽屉时，她摸到一个牛皮袋，打开一看，里面装着一堆红头文件和人事档案。胡悦随手翻了翻，当看到“电影放映员王建国”的名字时，突然怔住了——这不就是去年在双沟村晒谷场，用《地道战》胶片换了张婶两个鸡蛋的圆脸小伙吗？她看着桌面上玻璃反射出的自己的苦笑，忽然明白：所谓的“体制”，不过是把田间地头的人情世故，换了个“红头文件”的壳子，本质还是那些家长里短、利益纠葛。
胡悦又拿起一份公社人事组织表，潜心研究起来。她对大队、生产队的架构很熟悉—— 双沟村大队有支部书记、副支书、民兵营长、妇女主任，还有会计、出纳；下面的八个生产队，小队有 7 个队委，大队有 9 个队委，除了队长、会计这些核心职位，还有饲养员、放水员、调解员这些“凑数”的岗位，每年都会选举调换，大多是社员轮流当。
可一到公社层面，她就彻底懵了——组织部、宣传部、武装部、经管站……一个个陌生的部门让她头大，不知道谁管谁，谁对接谁。这种迷惘让她心里很不舒服，忽然想起华庆军晚上会回来，“问问他说不定就清楚了”的念头让她瞬间开心起来。可没高兴几秒，她又想起前不久华庆军还跟她讨教“怎么跟社员打交道”，显然他对公社架构也未必熟，那点期待又沉了下去。
胡悦靠在椅背上，望着窗外渐渐西斜的太阳，心里琢磨着：不管公社架构多复杂，先把眼前的文书工作做好，再想办法帮翠翠解决换亲的事。至于公社里的门道，慢慢摸索总能搞清楚——她连百年一遇的洪水都扛过来了，还怕这点琐碎的工作？
胡悦琢磨着，要解开公社架构的谜团，总不能一直等华庆军，还得主动出击。她立马回宿舍，从帆布袋子里翻出一包用油纸裹得严实的竹叶青绿茶——这是双沟村种茶的老周特意给她的，说“这是供销社都难买到的紧俏货”。她揣着茶叶回到组织部，轻轻敲了敲吴运才的办公桌：“吴部长，您看您忙了一天，这茶您尝尝，解解乏。”
吴运才嘴上说着“不用不用，太客气了”，手却诚实地伸了过来，接过油纸包时，指腹还特意捏了捏——能摸到茶叶梗戳出的细小凸起，就知道是新茶。傍晚的余晖透过办公室的铁栅栏，在水泥地上投下细长的影子，正好落在油纸包上，把碧绿色的茶叶映得更鲜亮。
吴运才的推辞没超过三秒，他起身从柜子里翻出个印着“先进工作者”的搪瓷缸，撕开油纸包，捏了一撮茶叶丢进去。滚烫的热水一冲，原本板结的茶叶在缸底慢慢舒展，像一片片碧绿的小梭子，一股清冽的茶香瞬间弥漫开来，连空气都变得清爽了。
“嗯！这茶确实地道，是顶尖的好货！”吴运才咂了口茶，眼睛都亮了，之前的冷漠劲儿一扫而空。
“还是吴部长识货，”胡悦赶紧顺着话茬说，“我平时不怎么喝茶，拿着也是浪费，给您正好。”
收了东西，又被胡悦哄得高兴，吴运才彻底打开了话匣子。胡悦趁机问起公社架构，他干脆拿起笔，在报纸空白处画起树状图：“公社架构说简单也简单，就像棵大树——公社主席团是树根，管大方向；经济部是树干，管钱粮；咱们组织部是树枝，管‘帽子’（人事）；还有社会事务部，管卫生教育这些杂事。”
他边画边解释：“公社主席团有主席、副主席，还有秘书长，大事儿都得他们拍板；经济部下面分农业、工业、财务，比如你之前管的防汛救灾，就归农业口管；社会事务部里有卫生所、学校、妇联，以后你要是对接妇女工作，就得找她们。咱们组织部嘛，管人事调动、宣传和组织活动，下面有专员、宣传员，都是干实事的。”
胡悦听得认真，忽然想起社员们常说的 “公社八大员”，又问：“吴部长，大伙儿都说‘八大员’是好职业，挣商品粮、吃公家饭，您给讲讲呗？”
吴运才“噗嗤”笑了，放下搪瓷缸，拍着大腿说：“你是不是听他们编的顺口溜？‘公社八大员，编制也很牛，挣着高工资，吃着商品粮’——这话半真半假！”他清了清嗓子，竟像打快板似的念了起来，“营业员手里攥着三尺布头半斤红糖，驾驶员脚底下漏着公家柴油，卫生员药柜底层锁着盘尼西林……”
胡悦被他逗得哈哈大笑，窗外的风声突然变尖，也没盖过屋里的笑声。吴运才笑够了，喝了口茶，抹了把胡茬上的茶沫子，掰着手指头数：“其实八大员就是营业员、驾驶员、卫生员、广播员、卖票员、保管员、会计出纳员、电影放映员。每个公社都有，只是配置不一样，比如咱们公社有拖拉机站，就多了个拖拉机手，也算半个‘员’。”
他突然压低声音，指了指窗外粮站的方向：“社员们传得邪乎，也不是没道理。就说粮管员老周，他家自留地的南瓜藤，都爬到粮站‘备战备荒’的标语后头了——还不是借着职务便利，多浇了公家的水？”
胡悦一听就懂了——她在双沟村买东西时，早就体会过“票证时代”的难处。买布要布票，买肉要肉票，连买块红糖都得凭糖票。村里姑娘结婚，想要“三转一响”（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得提前半年攒票，一家人齐动员，还得托关系找供销社的人倾斜照顾。
“要是家里有人在供销社或者食品站上班，那可真是能借光，”吴运才点了根烟，烟圈飘在“先进工作者” 搪瓷缸上空，“一般的米面油，每月能分到足额的票，可要是办婚事买大件，就得下血本。我当年结婚，想买辆永久牌二八大杠，足足花了160块，还得凑5张工业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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