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室里，时间仿佛被王倩的泪水浸润得缓慢而沉重。她没有立刻摘下墨镜，仿佛那层深色的镜片是她最后一道脆弱的屏障。余年保持着耐心，没有催促，只是将纸巾盒轻轻推到她手边。
“没关系，在这里你说的话都会保密。”他的声音平稳如山涧溪流，不带任何评判，只有全然的接纳，“把你记得的，让你感到不舒服的具体时间、地点、言语和举动，尽可能详细地告诉我。无论你觉得多琐碎，都可能很重要。”
这种专业而温和的态度，像一只无形的手，稍稍抚平了王倩紧绷的神经。她深吸一口气，开始断断续续地叙述，话语依旧杂乱，带着哽咽：
“上个月…项目聚餐后，他…刘经理，非要单独送我回家，在车上…他说我香水味道很好闻，手…手就搭在我膝盖上，我躲开了…”
“上周三，在他办公室谈方案，就我们两个人，他走过来站在我椅子后面，俯身看屏幕，胸口…几乎贴到我头上，呼吸都喷在我耳边…说我头发很香…”
“还有…微信上，他总是半夜发消息，问我‘睡了吗’、‘一个人寂不寂寞’…我都不敢回…”
“前几天，我实在受不了，用尽量委婉的语气跟人事部李姐提了一下，说希望领导能注意下沟通方式…结果第二天，刘经理就在部门会议上，不点名地批评有些人‘心理脆弱’、‘不适应团队文化’…我的转正评估报告上，也多了几条‘沟通能力需加强’、‘团队融入度不足’的评语…”
随着叙述，王倩的情绪从恐惧、屈辱，逐渐转向一种被不公对待的愤怒和无力。她终于抬手，缓缓摘下了墨镜，露出一双红肿却带着一丝倔强的眼睛。
“律师，我叫王倩。”她看着余年，第一次清晰地报出了自己的名字，这是一种信任的交付。“我真的只是想好好工作，我没想惹事，可为什么…为什么做错事的人可以这么理直气壮？”
“王倩女士，我理解你的感受。”余年郑重地回应了她的自我介绍，“寻求公正不是惹事。你刚才提到的这些细节，包括聚餐时间、微信聊天记录、会议内容、评估报告，这些都是重要的线索。我们会帮你梳理。”
他拿出笔记本，开始条分缕析地引导她构建时间线和证据链：“你提到的微信记录，都还在吗？有没有截图？”
“车上的事，当时有行车记录仪的可能吗？或者，有没有其他同事知道他是单独送你回家的？”
“会议上不点名的批评，有没有会议纪要？当时还有其他人在场，可以作证吗？”
就在余年冷静地引导王倩还原事实、固定证据时，林晓在一旁记录，握着笔的手指却越来越紧。同为女性，王倩描述的那些充满压迫感和侵犯感的细节，让她感同身受，一股怒火在她胸中翻腾。尤其是听到人事部门不仅不作为，反而疑似配合打压时，她几乎要忍不住出声。
当王倩说到刘经理在会议上含沙射影的批评时，林晓终于没忍住，低声对余年说：“余老师，这太欺负人了！这明明就是打击报复！”
余年看了林晓一眼，眼神沉稳，带着一丝提醒。他理解林晓的愤怒，但现在更需要的是冷静和专业。“林晓，愤怒是动力，但不能让它影响判断。我们现在需要的是证据，能摆在台面上，经得起质证的证据。”
他转回头，继续对王倩说：“王女士，根据你目前描述的情况，对方很可能会否认。他会说只是正常关心，是你误解了；肢体接触是无意的；微信是正常沟通；工作评价是对事不对人。这会形成一种‘各执一词’的局面，也就是所谓的‘罗生门’。”
王倩的脸色又白了几分。
“但‘罗生门’不代表我们无计可施。”余年话锋一转，语气坚定，“法律讲求证据链条。单一的证据或许薄弱，但当诸多间接证据相互印证，形成一个完整的、指向高度可能性的逻辑闭环时，真相自然会浮出水面。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尽力去构建这个链条。”
他初步判断，这不仅是一个可能存在的性骚扰事件，更可能涉及用人单位未能履行防止和制止职场性骚扰的法定义务，甚至可能存在打击报复举报人的情况。情况比单纯的骚扰更复杂。
“接下来，我们需要系统地收集和固定所有证据。”余年开始部署，“林晓，你协助王女士，将她所有的微信聊天记录进行公证保全，指导她详细写下每一次事件的经过，包括时间、地点、在场人员、具体言行和她的感受。同时，留意寻找任何可能的目击者或知情同事，但一定要注意方式方法，确保王女士的安全和隐私。”
“王女士，你自己也要注意，尽可能避免与刘经理单独相处，所有工作沟通尽量保留邮件或文字记录。”
听着余年清晰、冷静又有条理的安排，王倩那颗一直悬在半空、惶恐不安的心，仿佛终于找到了一块可以暂时倚靠的礁石。她用力地点了点头，眼中重新燃起了一丝微弱的希望火光。
罗生门的序幕已经拉开，一方是看似强势、掌握着权力话语的经理，另一方是孤立无援、仅有模糊指控的年轻员工。而余年，将要带领他的团队，在这片迷雾中，为弱者寻找那道通往公正的狭窄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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