墙角那台旧缝纫机，枣红色的机身蒙着层灰，机身上的牡丹花纹被磨得只剩淡淡的轮廓，像褪色的年画。踏板上的铁环生了锈，踩下去“咯吱咯吱”响，却总也断不了，是李奶奶的陪嫁，算算年头，比她儿子岁数都大。
“这机子，是1958年上海‘飞人牌’的，”李奶奶用鸡毛掸子扫着机身上的灰，“当年你爷爷用三担稻谷换的，说是要给我做嫁衣。”她指尖抚过机头的蝴蝶商标，那里被岁月磨得发亮，“你看这蝴蝶，翅膀都快飞没了，可针脚还能扎透三层粗布呢。”
缝纫机的抽屉里藏着宝贝：泛黄的布头、生锈的顶针、还有张卷边的裁剪图。李奶奶总爱翻出这些旧物念叨：“这块蓝布是你爸周岁时做的棉袄，这块碎花是你姑出嫁时的盖头……”说着就用顶针抵住下巴，眼神飘向窗外的老槐树，那里曾晾着她用这台缝纫机赶制的衣裳，像彩色的云。
最热闹的是腊月里。李奶奶把缝纫机搬到堂屋中央，机头点盏煤油灯，踏板踩得“咔嗒”响，给全村人做新衣。孩子们排着队试穿，棉袄的棉花味混着机油味，在暖烘烘的屋里打转。“慢些踩，别把机子累着。”有人劝，她头也不抬：“它比我经早，当年大跃进那会儿，三天三夜没合眼，照样转得欢。”
有年暴雨冲垮了土坯房，缝纫机被泡在水里。李奶奶蹚着齐膝的水把它捞出来，用布裹着烤了三天，边烤边抹泪：“老伙计，挺住啊，还得给娃们做开学的书包呢。”后来机子虽修好了，针脚却总带点歪斜，她倒笑：“歪就歪吧，缝的是咱庄户人的日子，哪能处处齐整。”
如今缝纫机很少动了，可李奶奶还是每天擦一遍。去年孙女要出嫁，她执意要做床新被面。“买的哪有自己缝的结实？”她戴着老花镜，把牡丹花样拓在缎面上，针脚细密得像蚂蚁爬。踏板“咯吱”响着，机头的蝴蝶商标在灯光下忽明忽暗，仿佛真的要振翅飞起来。
“奶奶，这机子能卖不少钱呢。”孙女劝她，李奶奶摇头：“不卖，它比你爷爷陪我的时间都长。”说着从抽屉深处摸出枚铜纽扣，是当年给爷爷做中山装时剩下的，“你看这扣眼，还是他手把手教我锁的……”
暮色漫进屋里时，李奶奶把顶针套在无名指上，轻轻按了按机头。针脚在暮色中若隐若现，像一串未写完的诗行。窗外的老槐树沙沙作响，缝纫机的影子投在墙上，像个永远不会疲倦的匠人，守着那些被时光缝补过的岁月。
柜顶那只旧木箱，樟木的纹理里浸着深褐色的油光，铜扣早已生满绿锈，开合时“吱呀”作响，像在哼一首古老的歌谣。箱盖内侧贴着泛黄的红纸，褪色的“囍”字还剩半边，是李奶奶当年的陪嫁，算起来已有五十三个年头。
木箱里藏着李奶奶的“百宝箱”：蓝布裹着的银镯子，是她母亲的遗物；玻璃瓶装着晒干的茉莉，香气早就散得差不多了；还有一叠旧粮票，边缘被摸得起了毛边。最底下压着本红绸封面的结婚证，照片上的李爷爷穿着中山装，拘谨地挺直腰板，李奶奶的麻花辫垂在胸前，笑得眼睛弯成月牙。
“这箱子，当年装过我的嫁衣，”李奶奶用软布擦拭着铜扣，“你爷爷用独轮车推着它，走了三十里山路。路上过河时车轮打滑，他连人带车摔进水里，爬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开箱检查——衣裳湿了倒罢，可不能让我妈的镯子沾水。”
每年清明，李奶奶都会把木箱搬到院中央，对着阳光晾晒。她把旧物一件件摊在竹席上，让阳光钻进樟木的缝隙。邻居们凑过来看热闹，七婶指着银镯子笑：“这花纹还时兴着呢，要不改个戒指戴？”李奶奶摇头：“老物件就得老样子，改了就没魂了。”
有回孙子好奇，偷偷翻出粮票当书签，被李奶奶轻轻打了手：“这是你爷爷在矿上扛水泥换来的，每张都沾着汗珠子。”她把粮票抚平，重新夹进结婚证里，“等你们这辈人老了，看着这些票子，就知道啥叫‘粮比金贵’。”
去年台风过境，屋顶漏雨，李奶奶抱着木箱往地窖跑，被门槛绊倒摔了跤。箱子磕在石阶上，铜扣崩开，里面的银镯滚到泥水里。她顾不上腿疼，颤巍巍地捡起来，用衣角擦了又擦：“老伙计，对不住啊，让你受惊了。”后来她找铜匠重新铆了扣，木箱开合时的“吱呀”声更响了，却多了种历经沧桑的厚重。
如今木箱依旧蹲在柜顶，落了灰也舍不得擦。李奶奶说：“樟木香能驱虫，擦了就没这味儿了。”她偶尔会搬来板凳，踮脚摸出箱里的茉莉，放在鼻尖嗅嗅，又轻轻放回原处。风穿过窗棂，吹动箱盖内侧的红纸，褪色的“囍”字在光影里忽明忽暗，像在跟岁月说悄悄话。
孙子结婚那天，李奶奶执意要把木箱送给孙媳：“这里面装的都是好日子，你留着，将来教你的娃认认啥叫老规矩。”孙媳接过去时，木箱“吱呀”一声开了条缝，一缕陈香混着樟木的气息漫出来，像从时光深处飘来的祝福。
夜里，月光落在柜顶的木箱上，铜扣泛着幽光。李奶奶望着它，忽然想起五十年前那个推着独轮车的少年，裤脚还沾着河泥，却把木箱护得滴水未进。她摸了摸自己腕上的银镯，冰凉的触感里，藏着永远温热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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