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二十八日，上午八时三十分。黄浦江上的雾气与外滩银行区上空弥漫的焦虑交织在一起，凝结成一种冰冷潮湿的寒意，渗透进每个人的骨髓。汇丰银行门口已然聚集起一小撮人群，像被无形磁石吸引的铁屑，不安地骚动着。勒克莱尔的车穿过渐渐拥挤的街道，他透过车窗，看到那些攥着存折、面色惶然的市民，他们交头接耳，眼神中充满了对即将到来的金融风暴最原始的恐惧。
勒克莱尔的车并未在外滩过多停留。他深知，汇丰银行门口的骚动只是表象，是敌人精心策划的舆论战在民众心理上激起的涟漪。真正的风暴眼，此刻可能正隐藏在法租界内那家看似稳固的远东信贷银行内部。他指示司机转向贝当路，那里是拉丰的势力范围，也是维希政府试图维持的虚假平静的最后堡垒。
远东信贷银行所在的灰色花岗岩大厦，在冬日稀薄的阳光下显得格外冷峻而沉重。其新古典主义的立柱和厚重的黄铜大门，原本意在传达永恒与信任，此刻却像一座巨大的坟墓，埋葬着即将破灭的金融幻想。银行内部，枝形吊灯的光芒勉强驱散着角落的阴影，空气里弥漫着打蜡地板、旧钞票和一种若有若无的恐慌气息。职员的脚步声比平日更轻、更急，像受惊的老鼠在洞穴里穿梭。
在二楼那间俯瞰街道的豪华办公室里，拉丰正试图维持最后的体面。他肥胖的身躯裹在一件过于紧绷的条纹西装里，额头上沁出的油腻汗珠，与他试图表现的镇定格格不入。他面前摆着的不是账本，而是几份今早的报纸，尤其是那份刊载了他“专访”的《法文上海日报》。他用颤抖的手指抚过报纸上自己的名字，那篇本欲稳定人心的文章，此刻读来却像一份提前发布的讣告。
拉丰的耳边似乎开始出现幻听——那不是报童的叫卖，而是无数储户杂沓的脚步声、愤怒的捶打声、玻璃破碎的尖啸。他仿佛看到窗外平静的街道瞬间被汹涌的人潮淹没，看到他精心构筑的金融帝国像纸牌屋一样坍塌。他猛地抓起桌上的水晶酒杯，将里面残余的白兰地一饮而尽，灼热的液体并未带来暖意，反而勾起了更深的寒意。他意识到，自己已成为棋盘上一枚过河的卒子，进退皆死。
·对杜邦\/勒克莱尔而言：拉丰是必须割舍的赘肉，他的愚蠢和贪婪已使其成为敌人攻击的最佳突破口，他的灭亡若能暂时延缓危机，虽无奈但可接受。
·对维希巴黎的上层而言：拉丰是随时可以抛弃的棋子，他们需要有人为可能的金融崩溃负责，以保全他们与日本人合作的“大局”。
·对日本方面而言：拉丰是完美的“替罪羊”，他的倒闭将成为“法资银行不可靠”的最佳注脚，为“日晖计划”下一步行动铺平道路。
·对银行普通职员和储户而言：拉丰是贪婪和无能的化身，他的命运与他们微薄的存款和生计息息相关，他们是这场高层博弈中最无辜的牺牲品。
“先生，楼下……楼下开始有人排队了。”秘书推门进来，声音细若游丝，脸色苍白。
拉丰强作镇定，挥了挥手，试图模仿某种他曾在电影里看到的金融巨头的风度：“慌什么？只是些听信谣言的愚民！我们的资金充足得很！巴黎方面……巴黎方面绝不会坐视不理！”但他的声音缺乏底气，尾音带着不易察觉的颤抖。
秘书犹豫了一下，低声道：“刚接到电话……巴黎总行方面……表示‘情况不明，建议谨慎处理’。”
这句话像一把冰冷的匕首，刺穿了拉丰最后的幻想。他颓然坐回高背椅，喃喃自语：“谨慎处理……他们是要我死……”
在巨大的系统性危机面前，寻找一个“替罪羊”是转嫁矛盾、安抚民愤最便捷的方式。拉丰的远东信贷银行，因其相对薄弱的资本和拉丰本人浮夸的经营风格，早已被暗中标记为最脆弱的环节。舆论战先行，将其推向风口浪尖；挤兑行为则提供了“其经营不善”的表面证据；最后，无论是来自内部的抛弃还是外部的打击，他的灭亡都将被塑造成“个别现象”，用以掩盖整个法租界金融体系乃至维希政策的结构性危机。这套逻辑冷酷而高效，一个小角色的灭亡，是为了让更大的游戏能够继续。
这座坚固的银行大厦，此刻更像一个华丽的祭坛。而拉丰，就是被选中的祭品。他曾经享受了资本带来的奢靡与权力，如今也要承担其反噬的代价。他的死亡，无论是社会性还是生理性的，都将作为一种血腥的仪式，献祭给名为“恐慌”的神只，短暂满足其胃口，以求暂时的安宁。
勒克莱尔在赶往远东信贷银行的路上，心中莫名浮现出索福克勒斯笔下俄狄浦斯的命运。拉丰何尝不是如此？他自以为在掌控命运，一步步经营扩张，却不知自己早已陷入更大的阴谋罗网，每一步都加速着自身的毁灭。他的贪婪和短视是其性格上的“污点”，但将他推向绝境的，却是远远超出他个人能力的时代洪流和冰冷算计。
上午九时整，银行准时开门。门外聚集的数十人并非都是提款者，其中混杂着明显是奉命前来煽风点火、制造紧张气氛的便衣人员。他们散布着“银行已经没钱了”、“拉丰卷款潜逃”的谣言。恐慌像瘟疫一样在人群中扩散。原本犹豫的市民开始拼命向前拥挤。
九时十五分，第一波挤兑潮冲击着银行的柜台。职员们疲于应付，现金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减少。
九时三十分，拉丰接到一个来自巴黎的加密电话，通话时间很短。放下电话后，他面如死灰，对着空无一人的办公室惨笑一声。他明白，最后的救命稻草已经断了。他被正式抛弃了。
九时四十五分，拉丰将自己反锁在办公室内。他写了几封信，内容无人得知。然后，他走到窗前，望着楼下越聚越多的人群和闻讯赶来的巡捕。
窗外的喧嚣、人群的呼喊、警哨的尖鸣，这一切声音在拉丰的耳中逐渐模糊、远去，最终化为一片死寂。世界仿佛被按下了静音键。他的一生——那些投机、那些盛宴、那些虚张声势的演讲——像快速翻过的书页一样在脑海中闪过，最后定格在一片空白。这是一种极致的孤独，在命运的终局，只剩下他自己和脚下冰冷的街道。
上午十时零七分。一声沉闷的巨响，像一袋沉重的谷物砸在地上，打断了银行门口的骚动。人们惊愕地望去，随即爆发出更刺耳的尖叫。
拉丰，这位远东信贷银行的经理，维希政府在沪金融界的代言人之一，躺在了贝当路冰冷的花岗岩路面上。他的死亡，迅速而决绝，像舞台上突然落下的幕布。
然而，这并非结束。勒克莱尔的车刚好赶到，他目睹了这惨烈的一幕。他明白，拉丰的死亡不是危机的解决，而是更深层次混乱的开始。这具温热的尸体，不再是那个可悲的小角色，它成了一面血色的旗帜，一个更具爆炸性的符号。舆论的漩涡将因此更加狂暴，而真正的猎手，或许才刚刚露出獠牙。替罪羊已死，但谁将是下一个？金融炸弹的倒计时，并未停止，反而因为这声巨响，进入了更加急促的读秒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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