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把手转动的瞬间，关毅抬手抵住门板，动作不大，却稳稳挡住了外来的闯入感。我下意识屏住呼吸，指尖还搭在电脑电源键上。门外的脚步顿了两秒，然后朝走廊另一头去了。
“是行政巡检。”他松开手，声音压得很低，“每天这个时间都会走一趟。”
我点点头，喉咙有些发紧。刚才那一秒的僵持像一根绷到极限的弦，现在松了，反而觉得虚。
他没急着说话，只是把桌上的文件袋往我这边推了推，又拉开椅子坐下。他的坐姿很正，背脊贴着椅背，双手交叠放在桌沿，像是随时准备应对什么正式谈话。但眼神却是缓的，落在我脸上，没有催促。
“你刚才发出去的邮件，”他开口，“不只是申请第三方监制那么简单。”
我抬眼看他。
“那是你在说——规则不能被随意改写。”他说，“哪怕有人站在高处，以为可以绕开程序，你也得让他们知道，有人在看着。”
我张了张嘴，想回应，却发现自己更想听他说下去。
“我知道你在怕。”他语气没变，可那句话落得极准，“不是怕失败，是怕明明做了对的事，最后还是被压下去。怕努力在权力面前一文不值。”
我垂下视线，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U盘边缘。它还在贴身口袋里，温热的，像一块不肯凉下来的铁。
“昨天我去技术部打了招呼。”他从手机里调出一段录音，“他们确认了，专线铃声匹配的是审计办内部线路。这意味着，有人用高层权限做了中转传递。这不是普通的泄密，是系统性干预。”
我猛地抬头。
“所以你没错判。”他看着我，“你发现的每一步反常，都不是多心。它们是真的。”
空气好像轻了一些。
可我还是问了出来：“可如果连副总裁都能签字放行，我们提监制流程，真的有用吗？他们会理吗？”
他沉默了几秒，然后伸手解开衬衫口袋的扣子，掏出一张折叠泛黄的照片。纸角已经磨得起毛，边线微微翘起。
他把它轻轻放在桌上。
照片里是一个空荡的舞台，灯光昏暗，角落堆着几件无人收拾的乐器箱。一个男人背着双肩包站在台中央，低头整理东西，身影孤零零的。
“这是我第一次落选年度制作人奖那天。”他说，“评审团说我的作品‘太锋利’，不适合主流市场。那天晚上，场馆清场后我还留在台上，想着是不是该放弃这条路。”
我盯着那道背影，忽然认出了那种姿势——肩膀微塌，手插进衣兜，像是要把自己缩进某个看不见的壳里。
“后来呢？”我轻声问。
“后来我坐在那儿想了整整晚。”他说，“第二天早上，我把所有被退稿的demo重新剪了一遍，加进了一个新人歌手的试唱带里，寄给了当时没人敢签的独立厂牌。三年后，那个歌手拿了最佳新人，而那张专辑成了行业教材。”
他抬眼看我，“我不是一直顺风顺水走到今天的。我也被人否决过、排挤过、冷处理过。但我学到最重要的一点是：只要你不认输，规则就有机会被修正。而每一次有人坚持程序正义，都会给后来的人留下一条路。”
我盯着照片看了很久，才慢慢抬起头。
“我现在……有点撑不住的感觉。”我说出来的时候，自己都愣了一下，“不是身体累，是心里那种……反复被推回去的无力感。好像不管怎么跑，终点都在往后移。”
他没立刻接话。而是伸出手，轻轻覆在我搁在桌上的手上。他的掌心有薄茧，温度很实。
“我不指望你永远不晃。”他说，“但我想让你记住一件事——每次你想退一步的时候，我会在这里，替你记得你有多厉害。你不是靠运气走到现在的，是你一首歌一首歌练出来的，一场会议一场会议争回来的。”
我喉咙一涩。
“你说你要为合作方提供价值。”他声音低了些，“可你忘了，你也在为这个行业守住一点底线。你提出监制流程，不只是为了自保，是在告诉所有人：有人不愿意接受‘默认潜规则’。这种信号，比一次签约重要得多。”
我慢慢吸了口气，又缓缓吐出来。
窗外阳光斜照进来，落在桌角那份邮件打印稿上。标题清晰可见：《关于天音合作项目建议启动第三方监制流程的申请》。
我打开电脑，屏幕亮起的光映在脸上。进度条显示邮件已成功发送，收件人列表完整，抄送无误。
我在项目进度表里找到“应对预案”一栏，光标停了几秒，敲下新的一行备注：
“无论外界如何施压，坚守专业底线，公开透明推进。”
敲完回车，我没有合上电脑。
关毅仍坐在我旁边，没有动。他的手机屏幕亮了一下，但他看也没看，任它暗下去。
“接下来他们会怎么做？”我问。
“可能装作没看见。”他说，“也可能找理由驳回，说‘流程冗余’。或者更糟——表面同意，私下架空监制权限。”
“那我们怎么办？”
“等。”他说，“等他们出招。然后一一接住。”
我点头，手指轻轻敲了下桌面。一下，又一下，节奏平稳。
就在这时，桌上的手机震了一下。
是一条新消息。
我划开屏幕，发信人不在通讯录里，号码陌生，内容只有短短一句：
“别查西翼线路，对你没好处。”
我盯着那行字，心跳没乱，呼吸也没停。
我把手机转向关毅。
他看了一眼，嘴角竟浮起一丝极淡的笑。
“你看。”他说，“他们开始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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