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像一块发霉的抹布，重重地压在南城旧巷的屋顶上。老梁拖着那条被铁棍敲断的左腿，一寸寸往巷口爬。血从裤管里渗出，在青石板上拖出一条暗红的细线，像极了他年轻时在码头扛包时，捆货用的劣质麻绳——粗糙、腥臭，却结实得足以勒进皮肉。
“蝼蚁尚且偷生……”他喘着气，把这句话在嘴里嚼碎，又和着血沫咽回去。三天前，他替赌坊收账，账没收到，反被欠债的工人用铁棍敲碎了膝盖。赌坊老板扔给他三块大洋，说是“汤药费”，转头就让人把他扔出后门——规矩如此，收不回账的打手，连狗都不如。
巷口有棵老槐树，树洞里常年塞着半块发霉的饼。老梁伸手去掏，指尖却先触到一团温热的蠕动——是蚂蚁，黑压压的一群，正把饼渣往更深的洞里拖。他忽然想起二十年前，自己第一次杀人后蹲在河边洗手，水纹里浮动的也是这样的黑点子，密密麻麻，一捧水就冲散了。
树洞深处有光。老梁以为是月光，等爬近了才发现，是个孩子蹲在树根旁，举着半截蜡烛。孩子约莫七八岁，脸上糊着泥，眼睛却亮得吓人。他正用树枝拦住蚂蚁的去路，看它们慌乱地改道，又在前方撒下新的饼屑，引它们绕回原点。
“好玩吗？”老梁哑着嗓子问。
孩子头也不抬：“它们在偷生，我在偷时间。”
老梁愣住。孩子这才抬头，指了指自己胸口——那里有一片紫红色的胎记，形状像只展翅的飞蛾。“算命的说我活不过十岁，”孩子咧嘴笑，“我就想看看，到底是我先死，还是这些蚂蚁先被我玩死。”
蜡烛“啪”地爆了个灯花。老梁忽然觉得膝盖没那么疼了。他摸索着从怀里掏出那三块大洋，在孩子面前排成一排：“买你十年，够吗？”
十年后，南城多了家“蚁行”脚店，专替人跑腿送信。老板是个瘸腿的中年人，账房先生却是个唇红齿白的少年，总爱在柜台后摆个玻璃缸，养一窝黑蚂蚁。老主顾们都知道，这店有个怪规矩：凡来求送信者，须先讲一件自己“偷生”的往事。有人讲逃荒时啃过观音土，有人讲雪夜卖过血，还有人讲在死人堆里装过尸。少年用毛笔蘸了朱砂，把故事写在信笺背面，塞进蚂蚁窝——“让蚂蚁驮着，比人靠得住。”
没人知道，这规矩始于一个雨夜。那晚孩子高烧惊厥，老梁背着他跑遍全城医馆，最后在城隍庙的供桌下，用三块大洋换了老中医一副汤药。药灌下去，孩子吐出一口黑血，血里竟爬出几只蚂蚁。老中医叹道：“这孩子命硬，蚂蚁替他咬断了阎王钩。”
抗战第三年，脚店歇业。老梁把少年送上北去的火车，车窗里递出的最后一封信，背面写着：“今日我替人偷生，来日人替我偷命。”
少年走后，南城开始传：有个瘸子专在夜里爬过废墟，把重伤的兵往城外拖。有人看见他趴在瓦砾上，像只巨大的蚂蚁，身后拖着长长的血线。再后来，废墟里长出一片槐树林，树根下总有新鲜的饼屑。
1945年，少年回来，在槐树林里找到一座无碑的坟。坟头压着张泛黄的信笺，朱砂字早被雨水晕染成暗红，却仍辨得出最后一句：
“蝼蚁偷生，偷的是来路；人惜命，惜的是归途。今我归矣，愿后来者——但惜命，莫偷生。”
少年在坟前站了一夜，第二天开了家新的脚店，店名仍叫“蚁行”。只是玻璃缸里不再养蚂蚁，改种了一株小小的槐树。每有客人来，他必递上一杯茶，杯底沉着一粒槐树籽。
“喝下去，”少年说，“从今往后，你的命就不是偷来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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