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悦填志愿时，只报了一个专业——法学。
母亲没有反对，只说了一句：“你决定了，就别后悔。”
她也没打算后悔。
法学对她来说，不是职业选择，而是一种逻辑体系的延展。在那里，她终于可以光明正大地把“清醒”当作武器，把“同理心”踩在脚下。
她厌倦了生活中那些模糊的、牵绊的、情绪化的讨论——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应该，什么是不得已。法律不需要你共情，只要你证明。她喜欢这种明确的界限，像手术刀，冷硬而锋利，切开一切伪饰与哀怜。
大学第一年，她住的是六人间。
其他室友都还没完全褪去高中生的稚气，喜欢在寝室里讨论“谁长得帅”“哪个老师最严”，在宿舍群里发今天美美的自拍，也爱翻着法律基础课本装腔作势地念：“你知道什么是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吗？”
李悦听了一会，没发表意见。她知道自己不是她们那一类人。
下课就去图书馆，不参加学生会，不看选秀综艺，不和人分享奶茶优惠券。手机里装了六个法条App，最常用的是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判文书网。
别人记歌词，她记判例。
她不合群，也没打算合群。有人说她“太高冷”，也有人在背后议论：“装什么清高。”但很快，那些议论也懒得继续了。她不回应，不交好，也不撕破。只是安静地把自己从人群中剥离，像一块安放在玻璃罩下的金属构件，锋利但不锋芒毕露。
大二上学期，她被推荐参加校辩论赛。
起初她不打算去，她不喜欢那种为了博眼球而夸张论点的表演场。直到听到辩题那一刻，她抬起头：
“如果当事人拒不认罪，律师是否应该放弃辩护权？”
那天她站在台上，抽到反方——不应放弃。
对方辩手情绪饱满，引用了各种真实案例，说“恶性案件中当事人无悔意，律师为其辩护本质是为虎作伥”；还有人搬出“良知”“道德底线”“职业操守”。
李悦一直低头做笔记。她的指节没有动，连表情都没什么变化。直到四辩自由环节开始，她才开口：
“你们在讲‘人性’，我在讲‘制度’。你们说‘良知’，我说‘职业义务’。如果律师开始挑选是否辩护，那谁来保证公权力不滥用？谁来保证每个被指控者的基本权利？”
她语气冷静，咬字清晰：“你们在用‘恶’构建一种情绪高潮，而我在用‘法’告诉你们——不是谁更值得怜悯，而是谁拥有权利。”
她没有提高声音，也没有煽情言辞，只是将话语一刀一刀地剖开，像在进行一场精密手术，剥离掉所有伪装成道德的感性外壳，露出法律体系赤裸的骨架。
辩论结束，全场安静了两秒，然后爆发掌声。
她的队伍赢了。老师在讲评时说：“反方李悦同学，答辩冷峻克制，不煽情、不退让，是难得的好苗子。”
那天之后，系主任把她推荐进了一个法律援助中心实习项目，由几位资深律师带教，接触的是“真实案件”。
第一次参加的是一个民事调解：一起农村案件，老太太不识字，被亲戚签字卖掉了唯一的老屋。
李悦坐在角落，看着老太太抽泣，眼皮跳了几下，却没有说话。
她不是没动容。只是情绪对她而言，从来不该凌驾于逻辑之上。
最后签协议那天，那位带她的指导律师问她：“你怎么没说话？”
她回答：“她已经输了，不是因为情绪，而是因为证据。”
律师愣了一下，半晌才说：“你还年轻，有时候人情也能成为杠杆。”
李悦没反驳，但心里很清楚——她不是不知道人情怎么用，而是知道，用一次，就再也干净不了了。
她要的，是将人情留在制度外的那双手，而不是成为其中又一根操纵的线。
大学三年级，她回了趟老家。
是因为一个突然联系她的亲戚。
那是母亲那边的远亲，一个几乎没有交集的亲戚赵春叔，一开口就寒暄：“你长大了，真有出息，在城里学法律，将来肯定前途无量……”
然后他小心翼翼地提起了自己的儿子，一个比李悦大六岁的青年——据说“刚惹了点麻烦”。
她没问麻烦是什么，只冷声说：“我现在还是学生。”
“没事没事，我知道你不能办案，就是想着以后嘛，万一能帮上……你表哥也不是坏人，就是脾气冲了点。”
李悦客气挂了电话。
那通电话像一颗钝钝的石子，在她心底压着。
她知道——这个人，日后会回来。
他不会立刻提出什么，但他会等她毕业、实习、入行，然后在某个“刚好不太忙”的时候，重新以“亲戚”“人情”“帮帮忙”的口吻来敲门。
那时候，她以为，自己会有足够的筹码，说“我拒绝”。
她还不知道，那一刻的“以为”，其实是自信的盲区。是制度与人情真正碰撞之前的片刻宁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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