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丰碑抗战英雄堂爷爷的故事代代相传。
——题记
七月的蝉鸣穿透纱窗，在堂爷爷的小院里此起彼伏。我握着冰镇西红柿，汁水顺着指缝往下淌，这是我偷偷从厨房顺来的解暑佳品。堂爷爷坐在藤椅上，膝盖盖着泛黄的毛毯，尽管夏日炎热，他腿上的旧伤还是怕风。我把西红柿往他面前递了递，“爷爷，您吃口西红柿降降温，接着给我讲打仗的故事嘛。”
堂爷爷布满老茧的手轻轻推开西红柿，浑浊的眼睛突然泛起亮光。他望着院角那株歪脖子枣树，仿佛透过斑驳的树皮，看见了八十多年前的血色岁月。“那年啊，枣花还没开全，村口的大槐树上就贴满了鬼子的告示。”他的声音像是从遥远的时光隧道里飘来，带着硝烟的味道，“你太奶奶把我藏在米缸里，可我听见隔壁王婶的惨叫，那声音......”
堂爷爷的喉结上下滚动，我赶忙递上搪瓷缸子。1937年的华北平原，高粱刚抽穗就被铁蹄踏烂。十七岁的少年从米缸里钻出来时，腰上别着父亲留下的旱烟杆——那是他当时唯一的武器。他跟着村里的后生们摸黑赶路，露水打湿了裤脚，却浇不灭胸膛里的怒火。在太行山深处，他第一次见到八路军战士，那人的破军装上缀着红布条，眼神比村口老井的水还要清亮。
“新兵蛋子训练可苦了。”堂爷爷摩挲着藤椅扶手，“每天天不亮就得爬起来，扛着木头当枪练拼刺。有个叫老周的班长，总说‘枪是咱当兵人的命’，手把手教我们擦枪，连枪膛里的灰都要用鬃毛刷子细细扫。”说到这儿，他突然伸手比划，“就像你现在擦西红柿一样，得仔细着。”
真正的战场远比训练残酷千倍。堂爷爷记忆最深的，是1938年深秋的那场遭遇战。部队在转移途中被汉奸出卖，日军的骑兵队像黑潮般涌来。“马刀在月光下泛着青光，我看见排头兵被砍断胳膊，肠子都流出来了，还在喊‘掩护群众撤退’。”他的声音开始颤抖，我看见他布满老年斑的手紧紧攥住毛毯，指节泛白，“那时候哪懂什么战术，只知道子弹打完了就上刺刀，刺刀弯了就用牙咬。”
最惊险的是在一个叫野狼峪的山谷。日军的重机枪把山路打成了筛子，堂爷爷所在的三连被压在半山腰。“副连长把最后一颗手榴弹绑在身上，喊着‘中国万岁’就往敌人碉堡冲。”说到这里，堂爷爷突然剧烈咳嗽起来，我慌忙拍着他的背，搪瓷缸里的水洒在他褪色的中山装上。等咳嗽平息，他接着说：“那爆炸声啊，震得石头都往下掉，我被气浪掀翻，醒来时满脸都是血——分不清是自己的还是战友的。”
在一次反“扫荡”中，堂爷爷的部队被围困在云顶山。七天七夜，他们靠着吃树皮、喝雪水艰难度日。“有个小战士才十五岁，临死前还攥着半块冻硬的玉米饼，非要留给伤员。”堂爷爷从怀里掏出个锈迹斑斑的铝盒，里面躺着枚磨得发亮的子弹壳，“这是他留给我的，说等打完仗，要把子弹壳做成哨子吹。”
我望着那枚子弹壳，突然想起冰箱里的西红柿。此刻它们安静地躺在保鲜层，鲜红饱满，和堂爷爷故事里的血色截然不同。“爷爷，您受伤那次是不是在葫芦沟？”我小心翼翼地问。堂爷爷点点头，掀起裤腿，小腿上蜈蚣似的伤疤狰狞可怖。“那是1940年百团大战，我们连负责炸毁日军的铁路桥。”他的声音突然变得轻快，仿佛在说一件平常事，“我抱着炸药包往桥洞冲，子弹‘啾啾’地擦着头皮飞。快到桥墩时，一颗流弹打中了腿，我就咬着牙往前爬，血把地上的碎石都染红了。”
战斗结束后，堂爷爷在老乡家养伤。房东大娘把仅有的小米熬成粥，一口一口喂他。“她儿子也参了军，再没回来。”堂爷爷眼眶泛红，“临走那天，大娘塞给我两个晒干的西红柿，说这东西补血。”他指着院角的菜畦，“现在种的西红柿，就是当年大娘给的种子。”
夕阳把枣树的影子拉得老长，像极了堂爷爷故事里蜿蜒的战壕。我突然发现，那些被我嫌弃有酸味的西红柿，原来藏着这么厚重的故事。堂爷爷颤巍巍地站起来，从屋角的木箱里翻出个红绸包，里面是枚布满铜绿的奖章，还有张泛黄的合影。照片里的战士们穿着补丁摞补丁的军装，笑容却比夏日的阳光还要灿烂。
“这些年总有人问我后不后悔。”堂爷爷把奖章贴在心口，“你看现在的日子，孩子们能安心读书，能吃上甜甜的西红柿，这就是我们当年拼命的意义。”他望着远处高楼林立的城市，浑浊的眼睛里有星星在闪，“要是那些老伙计还在，该多好啊......”
暮色渐浓，我把最后一个西红柿切开，鲜红的果肉上撒着白糖。堂爷爷尝了一口，脸上露出孩童般的笑容，“真甜，比当年大娘晒的西红柿还甜。”晚风裹着西红柿的清香，轻轻摇晃着藤椅，堂爷爷的故事，还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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